语文教育的困惑与追求

在第四届长三角语文论坛上的发言

洪劬颉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非常感谢组委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交流，但我只是江苏的一个代表，并不能代表江苏。我是第一次参加我们长三角语文论坛，我用三句话表达我参加盛会的感受：一是见到了很多的老朋友，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尤其是见到了我从大学就开始读他的文章，一直想见却无缘见到的南帆先生；二是听到了我一直想听到的关于语文教育教学的话语，这些话语必将对我们的语文教育教学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三是经历了一场语文教学的盛宴，是智慧碰撞的盛宴，是教学策略展示的盛宴。

       我从南帆先生碎片式的思考领悟到文本解读的角度和深度，从金建人先生的宏大叙述中感受到学术体系的妙处，从耿老师、郑老师和曹勇军先生的课堂之中，领略到名师教学的智慧与精彩。这让我想起了三句话、三个场景。

       第一个是场景是《荷花淀》中五个青年妇女要去探看丈夫的对话，后探看完丈夫、经历了一场战争之后的一段对话。这两段对话刚好可以用来解释听课者和上课者之间的关系。公开课不仅仅是给学生上的，也是给听课教师上的。由于听课教师的加入，令我们常态的课堂发生了变化，增添了许多的元素。传播教学理念是公开课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从这次论坛中充分感受到皖派的厚重、海派的轻巧、浙派的灵动和苏派的活实和谐。从听课者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一个旁观者，有点看热闹的味道。但，又不仅仅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可能还是一个深度的融入者。我在听课时，特别喜欢学生在老师的启发下，孩子们不断的想要说话，不断地参与进去。只有学生深度融入课堂，融入到课堂讨论的问题之中，我们的课堂才能叫以学生为主体，以人为本。就如《荷花淀》之中五个青年妇女只有经历了一场活生生的生与死考验的战争之后，他们才发现了“课堂的现场感”，才能对自己的觉悟、行为以及未来打算产生新的部署和安排。

      第二是想起了一句话，洪宗礼老师引用吕叔湘先生于1982年一次会上说到：“想，是一个总开关。”曹勇军老师说：“语文课要上得老实一点，朴实一点，结实一点。”我的理解是，要有老实的态度，课堂呈现出来的是朴实的，但是，过程和结果是结实的。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百年，课改八次，但是，如大会主题所说的：散文教学内容的确定。我们还在讨论语文究竟教什么的问题，连“教什么”都没有确定，那不是说我们的语文教学真的出了大问题啊？其他学科看我们不是要看笑话啊？但是，我们语文教学面临的窘境就在此：名词不断，概念纷争，性别不明，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语文的性质。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来说，我们完全可以不去理睬这些东西，但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现代语文百年发展下来，有四个字是经验，是有效的东西。这四个字就是：“听说读写”。你看看，我们的课堂上现在还有么？我们扪心自问，我的课堂上还有听、说、读、写么？但是，吕叔湘先生、洪宗礼先生说，在这四个字之上还有一个字是“想”，“想”是思维，是一个总开关。没有这个“想”、没有这个“思维活动”，我们的语文课就是白“干”。我们都知道，语文是无法测量的，任何关于语文测量的几乎都会被证明是瞎子点灯。但是，我们用“有效”来评估我们的教学，有人问我什么才是“有效教学”，我说正面讲，我还真讲不好，不会讲，但是我们不妨反过来看，看“无效教学”，我用三句话来说：“学生学不会，无效；学生不会学，无效；学生不想学，无效。”但是，我们又往往混淆了“学”与“考”的关系，把教学变成了现实的功利的“教考”，把我们的学习变成了功利的“学习如何去应试”。都是没有把听说读写思这五个字很好的处理。

      第三是话是曹勇军老师说的一句话，“下课铃响，语文课才真正开始。”《语文学习》封面上有一句话：“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怎样相等？我用三句话来说：一是语文学习不仅仅只是学生的课堂生活，还有校园生活，还有日常生活。要使我们的课堂生活成为学生校园生活、更要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成为一部分不是生硬的，而是有机的融入的，它本身就是校园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三是这个“一部分”应该比校园生活、日常生活要高，是因为课堂生活是在教师的直接引导下，在“校园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校园生活”是在语文老师和其他老师的间接引导、综合引导下呈现的，而“日常生活”则几乎是学生作为一个人，完全自主的，完全独立的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古语所讲的“慎独”，也就是什么叫“习惯”，就是把在学校里培养的习惯带到家庭里，带到社会上来。所以，曹勇军老师说：“下课铃响，语文课才真正开始。”我的理解是，不要指望一节课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是妄想；不要指望一节课就会掌握方法，那是空想。必须要用课程的眼光，在课程视野中重新认识和定位我们每天走过的一节一节的“语文课”。什么叫课程？我只用一句大白话说：课程就是学生学校生活的全部总和。所以，语文教学必须要超越课堂；语文课堂教学必须要超越语言，以语言入手，用文学教育的方式来实现文化教育。什么叫文化？就是以文化人。最终的目的是要“立人”，使人站立起来。

       前面主要是谈了学语文，但是我们都是在做的工作是“教语文”，在十多年教语文的课程中，我常常困惑，主要有三大困惑，今天来的都是专家、学者、名师，我把我的困惑说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困惑是：我们学语文究竟是为了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这个困惑限制了我们如何“教语文”。我的探索是：是为了“表达”。用三句话来表达这一点。第一句话是，不管是口头表达重于书面表达，还是书面表达重于口头表达，最重要的是两者背后的“思维表达”，你想什么，决定了你说什么、写什么；你怎么想，决定了你怎么说和怎么写；第二话是，怎么培养表达呢？围绕一个问题或者话题或者概念，你要能流畅地、有层次的、有自己想法的表达3分钟，也要能表达30分钟，3分钟大概就是一篇800字的作文，说成3个小时，那肯定是这一领域的专家，要能够把3分钟的话扩展成30分钟，更重要的是，要能把30分钟的话压缩成3分钟之内完成；第三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不管你说什么、怎么说，写什么、怎么写，最关键的是，要你的听众、你的读者能够愿意听、乐意听、听了还想听。所以，听说读写思，应该要坚持。只有坚持了这五个字，才真正把握了语文教学的规律。

        第二个困惑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老师？什么样的语文老师，肯定有很多维度，我们单从我们做一个学生眼中什么样的语文老师来看，学生喜欢的，学生欢迎的，学生敬重的，学生害怕的，学生恋慕的……等等，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的教学行为、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确定。很多话题我就不展开说，我就举我们听到的两节课说。一个是《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从文本上来看，这么喜欢的一个老师，但是，50年都不去看，都不去关心。这个徐老师太失败了。50年之后，你能相信梁实秋写的文字么？就是我们听了昨天的课，你还能记得上课老师和学生对话过程中的几句话呢？更何况50年都过去了，有这样的一个学生写了这样的一个十分感谢十分敬爱的老师，你相信吗？这涉及到文本角度的角度和深度。这个问题在郑老师《老王》这节课中一开始就提出来了，郑老师说重读这篇文章，随着我们的人生成长，有很多体验变了，我们的想法也变了，你现在重读这篇文章：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孩子说的很好，他说：杨绛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杨绛这篇文章究竟是写给谁看的？这个孩子提的问题真好。郑老师也是要集中探讨这个问题的，但是他绕回去了，真正学生开始有一点感觉了，时间又不够了。其实从一开始就这么让学生不断发现，不断表达，可能所有的预设目标都可以实现，学生的出来的结论可能也是颠覆性的；可能要颠覆文章的“我”的形象。其实，颠覆又有什么不好的呢？去看一看季羡林的亲生儿子季承先生写的《我的父亲季羡林》，就可窥一斑。你看过之后，对一个自己的妻子不爱、对自己的情人不爱、对自己的孩子不爱的人，教别人去爱别人，教别人对怎么样怎么样，不管他的学问有多大，但是，你能相信他的话吗？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老师？你选择了一个什么，就决定了你的教学之路怎么走，就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解读文本，就决定了你的教学起点是什么，就决定了你文本解读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流行的文本解读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以考定教，一是以学定教，一是以学论教。我对此都有一点困惑，我们都曾经读过书，不一定是读书人，但都是读过书的人，读书的人，你读书是不是都是按照老师教给你的一套话语体系在读的么？你老师教给你的那一套对你的人生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你教给学生的东西都是自己不相信的，都是自己怀疑的，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教给学生，难道继续令学生相信么？我想文本解读需要换一种思路，在以学定教的基础上，多一个“以读定教”，你把你的读书的感悟拿出来跟学生分享，把你的质疑拿出来与学生分享，把你读书的过程拿出来与学生分享，你教给学生的东西连自己都不相信，你为什么还要交给学生？

        第三个困惑是，语文教学之路应该朝哪里走？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我们作为语文老师认识到了么？前天，中国移动用户第1亿个用户在北京产生，1984年，中国移动公司成立，用户发展到100万个，用了10年时间，而从1000万到1个亿，只用了4.5年时间，还有其他很多的通信运营商呢？互联网、微博、平板电脑、电子书、电子白板、电子教室……我们已经进入了“云计算”时代，但是我们的语文教学有没有与时俱进呢？有没有把握和反映这个时代发展的程度？信息传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必然对我们为未来而学习的学习方式带来变化，那么我们的教学方式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我们的语文教学究竟要往哪里走？这大概是时代教给我们的最大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