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需要正确的道德价值支撑。禹天建 绘

    观点提示

    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我们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因而更需要对改革的道德价值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这充分表明，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铸造之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其中必然蕴含了道德革新和伦理转型的重大意义。

    然而，在改革与道德的关系上，理论界一直存在“无关论”与“代价论”的纠结甚至混乱，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或否定改革开放的道德价值（道义性），对此必须要有明确的伦理立场及理论回应，才能真正使改革开放精神这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结晶和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标识，成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强大精神动力。

    改革需要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

    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或重新选择，是在既定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体制、机制与政策的创新，并通过这种创新以求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协调发展。中国40多年的改革更是其制度的自我更新，其目的是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更是社会伦理关系本质的集中体现，道德与利益不可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改革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手段或方式，并非原本或可以做到“价值中立”的，并非道德“价值无涉”，相反，改革的目标与过程、手段与结果，都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追求。换言之，改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行为，从而体现善与恶的性质。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有“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政治站位与道德判断力。偏离正确道德价值导向的改革，不但会使改革本身沦为基于个人利益或行业本位、单位本位的“乱来”，而且会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利益关系的根基。

    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起步的，而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强调对市场的自由放任与政策、绝对私有化等观点，在经济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被世界各国所推崇，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遵循的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新自由主义在反对国家干预的同时，也反对道德的“介入”，认为市场就是一切、自私利己就是动力、效率就是最大价值。这种基于新自由主义的“道德无关论”或“道德有害论”，给改革过程的社会道德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改革所坚持的正确道德价值导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我们的改革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评价改革是否成功的道德标准。这就需要在未来的改革中，更加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更加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不宜夸大改革的道德代价

    正确认识改革的道德价值，还涉及“代价论”问题。所谓“代价论”，就是认为虽然改革开放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令世界惊讶的奇迹，但也付出了惨重的道德代价，并且这种代价是无法弥补的。代价论又有“必要代价论”与“无必要代价论”之分。前者认为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付出一定的道德代价是必须的、值得的、必要的；后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了，但道德却退步了，出现了严重滑坡，这不值得也没有必要。道德代价论特别是“无必要代价论”成为了淡化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重要借口或理由，因为在一个具有深厚德治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度，道德具有某种天然的绝对性和至上性。

    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改革是否真的付出了道德代价；二是如果真是付出了道德代价是否值得。前者关涉社会历史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后者关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道德负效应。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历来存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伦理主义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认为存在一种可以超越历史的绝对善，由此才可以把对人的价值的确认、人的尊严提到一个绝对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试图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一个永恒不变的道德价值标准。如果基于这种伦理主义的立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道德退步或付出了道德代价，就是理所当然。当年卢梭就批判过科学技术带来的道德退步，他认为，科技进步导致了私有制产生，私有制使人类天然的善良本性趋于了败坏，包括聚财的狂热使所有人产生了损害他人的念头。

    我们所要秉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道德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没有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不变的人性和伦理主义，也没有永恒不变的善恶观念，道德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即便出现所谓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也只能从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不存在“必要之恶”。诚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之上的不变的原则”。

    从这种历史主义立场看，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进步。道德进步不但有质的标准，也有量的标准。其质的标准主要是看这个社会在倡导和实施的道德原则是什么样的，虽然我们社会中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腐败、不讲信用等，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的是集体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进步量的标准就是我们所倡导的道德实施程度和我们的信仰程度，目前大多数人还是坚信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由此看来，我们的道德并没有退步，而是进步了。

    一般说来，当新旧经济关系更替之时，新的社会道德必将取代旧道德

    而居于主导地位。在人类道德史上，一切道德上的兴衰起伏、进退消长，从根本上说总是导源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出现了诸多道德负效应，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一是负效应的可能与必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道德负效应和我们的道德只存在可能性关系，不存在必然性关系，道德问题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一些可能性的结果。二是道德负效应的内生与外生。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负效应不完全是内生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环境或体制不健全而外在产生的，如贪图享乐等风气是封建残余所遗留下来的，而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三是道德负效应的现在与隐在。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负效应更多的是一种隐性存在，没有现在我们所估量的那么危险，很多东西可能还是一种隐在的状态，这就需要我们提高防范道德风险的能力。

    在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彰显道德价值

    改革开放铸就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同样也彰显改革的道德价值，这些道德价值是全方位的，如革故鼎新的超越价值、敢为人先的创新价值、脚踏实地的务实价值、直面难题的担当价值，等等。改革开放再出发意味着改革广度的再拓展、改革深度的再挖掘、改革难度的再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更加需要彰显改革的道德价值。

    道德的功能更加需要由协调转向进取。道德不但有协调性功能，也有进取性功能，由单一的协调性道德转向以进取性道德为主是改革再出发的现实需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道德关系主要是两条线型：一条是纵向型，以忠孝来调节君臣父子的关系，尊卑贵贱；另一条是横向型，以仁、义、礼、智、信等规范来调节同辈、同僚、同族、亲友等的关系。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就产生出大量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协调性的道德规范。相反，在改革开放、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等级观念和人身依附关系被解构，我们更多地追求自由、平等、自尊、自爱，不但要做好人，还要做能人，所倡导的道德是热情、勇敢、勤奋、乐观、坚定、自信、自尊自爱、自由平等这类进取性的。在此基础上，道德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简单被动地去协调利益矛盾，而是激励人和个体，包括每一个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由此就构成了新时代的道德精神。

    道德的评价更加需要由动机转向效果。尽管在道德评价上动机论和效果论都有其理论思维的缺陷，但效果论无论如何都比动机论要客观，因为人的动机是无法直观的，并且动机和行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动机和效果不统一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价应该以效果为主。以效果来分析效果而不是以动机来分析效果，这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负责，更是对社会历史负责，因为人们的认识能认识到的就是效果，内心是直观不到的。过去我们的道德评价依据侧重动机，主要看态度，态度问题是根本问题，导致无过必是功，进而导致了无功便是德，培植了大量通过讲假话、写假日记来证明自己态度好的人。在今天，少空谈、拒假话，灭虚势、讲效率，重实效、看结果，应该成为一种全新的道德风尚。

    道德的选择更加需要由社会设定转向个人自主。自由是道德的前提，没有自由选择也就无所谓道德，这是道德哲学最基本的设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人与共同体之间都是依赖性关系，人的第一社会角色都是社会所设定的，这样就限制了人们进行真正道德选择的自由，所以服从就是最高的道德。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和民主法治社会，人们会遵从自我意识，自由意志不再被社会规范完全包容或宰制，而是个人自主来选择自己的行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自主意识、责任意识成为现代伦理精神的基本要素。

    道德人格塑造更加注重从君子型转向强者型。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都是信奉君子型人格，如忠臣、孝子、节妇、义友等。君子型道德人格的最大特点是守成、遵规、克己。相反，改革开放型社会是一个强者型的社会，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强者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品。强者型人格代表的是披荆斩棘、扫除障碍、杀出血路的人格。这表明，在我国发展的道路上虽然阻力很大，改革开放每推进、深化一步都相当艰难，这就需要具有一种披荆斩棘的精神，即扫除障碍、杀出血路的革命精神。改革是要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既要通过自我革命以革除自身肌体的“病毒”，也要通过社会革命以革除社会弊端。这样的改革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才能真正既改造主观世界，也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一种“杀出一条血路”的强者精神，在中国强起来的过程中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我们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因而更需要对改革的道德价值的认同。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执行会长、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