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大家的一堂读书课

——江晓原老师访谈记

采访小组：梁铉同学 池成同学

初夏午后，阳光明媚，梧桐洒下一片清凉。我们早早来到校门口，迎接江晓原老师。早就听说江老师要来，我们都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或借或买，研习了他的一些作品，备足功课。终于，一道精神矍铄、满头银丝的身影慢慢步入我们的视野，正是期待已久的江老师！

在合影、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曹勇军经典夜读小组和科幻社12位同学，与江晓原老师面对面，开始这次对话采访。

对话从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开始。有同学询问江老师他如何看待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以及这样的传统是否会阻碍社会发展。江老师回答说，恰好相反，实用主义可能对我们很有利。大家都很惊讶，江老师缓缓地说：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以前我们落后，很多人认为我们古代科学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妨碍科学技术发展。但如今国家富强了，实用主义的历史仍在，说明这个传统在今天她结的果子是不错的，所以不能简单化地把实用主义仅仅看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这个词汇看成是中性的，关键看你怎么用它。你用的好，也可以带来好的结果。

随后有同学问道：反科学乌托邦主义是如何产生的。江老师习惯性眯着眼睛听完后辨析说，习惯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一种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传统。最初乌托邦被提出，源于莫尔的小说《乌托邦》，当时欧洲有一大批这样的作品，比如《太阳城》，《新大西岛》等等。这些作品里头都想象了一个高度规划过的未来社会，人的一生都是被规划的，社会活动按部就班，个性通常受到压抑。反乌托邦则与之相反。反乌托邦最早的作品，是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在1920年写的《我们》，它以当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蓝本写的。他本人不满这个体制，所以写了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反乌托邦三部曲”里的第一部，后面两部是《美丽新世界》和《1984》。在这样的一个分野之中，主张乌托邦的人，会更接受科学主义，持反乌托邦态度的人，一般也更容易接受反科学主义，但这两者中间并无刚性必然的联系。而对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可以用三个问题来加以判断，如果都赞成，你就是科学主义者，如果都不赞成，你就是反科学主义者。三个问题是：科学是否等于正确，科学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

对于如何看宗教与迷信的区别以及这两者与科学的关系，江老师表示，宗教就是迷信的一部分，但很多比较低等级的迷信不足以成为宗教。而宗教跟科学之间也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审判、迫害，但其实他跟宗教或者跟罗马教廷的关系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虽然他被审判了，但是他也没受罪，仍然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也没有被投到监狱里去 。对于西方有一些科学家信宗教，他觉得也很正常，没有什么矛盾。比如说刚刚去世的霍金，他的《大设计》第三章就是讨论外部世界是不是真实的。霍金的结论是，依赖图像的实在论，其实就是贝克莱主教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完全是唯心主义的看法。但实际上，他对外部世界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影响做实验实证研究，那只是他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感知。所以其实科学和宗教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冲突。

那么，中学生应该怎样看待宗教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呢？比如说去年南方科技大学有一个教授贺建奎，剪断人类基因，源于他缺乏对生命的尊重，或者说是一种信仰。宗教是否对尊重生命的观点有一定帮助呢？我们应该如何寻找自己的信仰呢？

对同学们提出的这些困惑和问题，江老师分析说：一些人批判贺，说人不能代替上帝，持这种批评立场，是因为他们缺乏思想资源，不得不从宗教那里去寻找。其实对贺行为的否定，并不需要靠来自宗教的信念来提供，只要我们有正常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就会对他的行为提出批评。贺有这种超越底线的行为，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不信宗教。因为国外有的人有宗教信仰，他也做不好的事嘛。这两个事情，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它们绑定起来，因为事实上也不存在这种绑定，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对生命的尊重，实际上我们不一定真的要靠宗教的信仰来帮助我们。我们只是在一般修辞学意义上使用“信仰”一词。比如我们可以说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什么也不是，这从理性上说很难成立的，但在修辞上显得非常有利，非常有高度，特别是当我们这个用来鄙视和斥责那些唯利是图的没有信念没有操守的人的时候。

接着，有同学提问：基因工程对我们人类后续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转基因。

江老师回答说，从我们现有的大家能接受的能力看，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这套技术会破坏社会的公正。假定这个东西是很贵的，那么显然费用就是一个筛选，有钱的人能够让他们的后代变得更优秀，甚至让他们本人变得更优秀，清华北大任他们挑，普通百姓哪有这个条件呢？如果这个东西变得很廉价，人人都做，同样会加剧竞争的程度。所以这种事情无论它是廉价的，还是昂贵的，都是有弊端的。而转基因主粮呢，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转基因主粮现在最大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它背后的外国种子公司的利益。这种商业利益侵害的是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那当然要反对的。到现在你看看，得到了农业部许可证的那三种稻米，一直到今天也没能够商业化的合法种植。相反农业部还到各地去查过那些非法的种植，就是因为农业部最后是知道这个问题的，那里头有赤裸裸的外国公司的利益。

江晓原老师已出版100多部书，除了在自己的本业天文学和科学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之外，他撰写了大量的随笔、评论，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在研究领域上不断跨界、突破和创新。

有同学看了他的《脉望夜谭》，对此很好奇，询问他治学研究中的“跨界”问题。江老师笑着表示，确实有很多人认为他“不务正业”，但他有一个原则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他会先把正业务好了，在这个基础上再“不务正业”。他还说道，虽然领域看上去跨得很多，其实它还是有收缩的，很多领域他是不跨的，跨的都是他感兴趣的领域。比如他研究科幻电影，撰写大量科幻影评，原因是他喜欢看电影。正如他经常对媒体说的，“我最喜欢干的三件事就是：读高雅书籍，看低俗影片，写雅俗共赏文章。”

当问及研究瓶颈和以后研究方向时，江老师表示，跨界多随缘，没有什么规划。这两年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叫做“对西方科学期刊的社会学研究”，而对于瓶颈问题，他也不会遇到，因为在选题前往往会有时间精力和可行性等“成本”上的考虑，如果代价太大，就不会“一条路走到黑”。

江晓原老师看过1400部科幻电影，对科幻电影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电影界普遍认为科幻电影重在“幻”不重在“科”的观点，江老师表示基本认同，但他补充说道：科幻电影的“科”并不是很重要，更多要强调它的思想性，很多好的作品，是非常有思想深度的，但往往票房不好。因为一般群众要看懂那些电影，需要有很多前置的知识，比如说对乌托邦传统的了解。所以这种电影“不能以票房论英雄”，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小众的电影看，最好是自己安安静静在家里看，因为有思想性的电影的观赏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

去年，江老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书中对于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成就评价非常高，但是在交流中他也指出：有一些技术是无法复制的，如司南、水运仪象台、候风地动仪等。如果不把现代的科技手段用在上面，无法达到古书上记载的效果，所以对于古人的记载，不能完全相信。在《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前言里，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技术成就并不是用现代科学理论来支撑，因为那个时候现代科学理论根本不存在，但是它也能出现这种技术，它一定用了别的理论来支撑。那理论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5月10日下午，江晓原老师凭着他科幻讲座在校园掀起一股科幻浪潮，让我们看到一个热情的科幻研究大家。但在我们的眼里，那天下午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交流采访，是一堂大家的读书课，更让我们见识了一位学识广博、眼界开阔的大师级人物。精神上的满足和喜悦不可言喻，萦绕心头许久的问题如乌云见拨，走出教室，眼前豁然开朗，朗月清风，万里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