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困境中的教育美丽

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的教育叙事研究 

彭钢 

摘要 以神话结构描述的“行列分析法”，对《放牛班的春天》进行教育叙事，揭示“两分法”的思维方式和结构表述。良好的教育，通过给予尊严与自由培育人的尊严与自由，教育手段与教育目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音乐教育既是一种教育活动和手段，也是一种人的基本需要，一种表现人的尊严与自由的需要，即丰富和建构人的内在精神和世界的教育本身。在宽容与惩罚、理想与现实所构成的冲突与张力之间，良好的教育才可能由抽象变为具体，由简单变为丰富，由程式化的东西变为生动有效的过程。 

关键词：尊严与自由 教育宽容 教育理想　叙事研究 

1、缘起

2004年是中法文化年。在偶然情况下，我观看了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获得了巨大的惊喜与震撼。从一个教育研究者的角度，我以整体感悟的方式理解影片，将体验到的强烈的教育人文理想的追求，以《放牛班的春天》为案例，概括为“人本的教育”、“人性的教育”与“人文的教育”三个相互紧密关联的命题，以阐释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此后，《放牛班的春天》的人物和情节，常常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和反复，成为不断纠结、不断困扰我的一种“情结”。2005年前后，我反复观看影片，以当时我正在建立的“教学细节与教学现场”的分析框架，对影片中的诸多精彩至极的细节和对话，进行了教育学分析与阐释。对影片细节的不断叙事和反复分析，使我加深了对影片主题、内容和形式的理解。

本文是前期研究基础上的一种尝试，试图在多次观看和体验影片的基础上，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的、骆昆鸿编著的《放牛班的春天》为文本，从“关系与结构”的角度整体地研究影片的表现方式和基本意蕴，并着重于“主题与音乐”、“宽容与惩罚”、“理想与现实”三个重要专题进行教育学的具体分析。作为一种带有方法尝试的研究，希望通过对影片的重新叙事，能够发现一些超越我们现有认识和理解的新认识和新观念。换句话说，是以《放牛班的春天》为特定研究对象，以特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表达对教育的更深入的理解。

《放牛班的春天》是法国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巴哈提亚一鸣惊人的处女作，电影制片人是以《迁徙的鸟》、《微观世界》、《喜玛拉雅》而震惊世界影坛的雅克·贝汉，男主角由法国家喻户晓的实力派男星吉拉特·儒内饰演。电影拍得非常之精彩。我就是混身是嘴、天花乱坠，也不可能把故事讲得超过影片本身。然而，汉娜·阿伦特在讲述伊萨克·迪内森这位著名小说家和诗人的故事时说：“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人们去讲述”，即使现实中已经存在，讲述也仍然需要想象力，因为“只有在你想象发生的事情并在想象中重复它时，你才能看到故事”，于是讲故事的本质就是将生活释放出来，其价值在于“如果不能在想象中重新经历一次生命，你就永远不能活得充分”①①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讲述的理解，我试图重新叙述《放牛班的春天》，以重新经历一次好的影片所提供的教育生活，释放我每天所面对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的倦怠甚至麻木，使我们教育生活和生命活得更为充分。以此作为我对《放牛班的春天》进行叙事研究的目的。

2、关系与结构

电影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一般都具有人物、情节和冲突，并以特定的方式结构为完整的影片，形成特定时段中（90分钟或120分钟）发生的故事。《放牛班的春天》尽管场景很小，讲述的是一所学校内发生的教育故事，但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塑造，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有真实而细腻的细节描写，有美奂美仑的音乐表现，形成了强有力的“精神驱迫因素”，因而很容易使人迷恋和沉醉于影片所创造的情境中，而忽视影片中所提供的“关系”和“结构”的原型。

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就如何从“过去的历史碎片”逐步过度到现实社会中的“活着的分类”的研究困境，提出“万花筒的思维”：万花筒用有限的碎片为我们提供了美丽而多样的图像，但每转一下眼前的图像就消失，不留任何痕迹。当我们的眼睛紧贴在万花筒上，迷恋于美丽而多样的图像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筒与镜所形成的结构始终是同一个结构。因此，对于“万花筒的思维”而言，“关系的存在”比“关系的内容”更为重要：在一系列异性基因的东西之间，往往能够发现共同性的东西，并使东西可以相互“置换”；或是相反，看上去没有任何联系的东西，通过带有对称性的特征，像“解剖台上缝纫机和洋伞的奇遇”那样，联系在一起。②运用“万花筒的思维”，我们回到影片所提供的复杂情境中，试图揭示影片所提供的“关系”和“结构”的原型。

电影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的法国乡村，发生在一所男生寄宿学校。这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难缠的问题儿童，他们想出一切能够想出的办法，对抗教师、对抗学校、对抗教育。校长哈珊以残暴高压的手段管治这班问题儿童，每一个教师都本能地学会了面对突发事件快速处理的凶狠“手段”，体罚学生在这里司空见惯，也成为正常的学校生活和学生生活状态，用哲学一些的话说是“存在”状态。这所学校由此又被称作“水池底部”，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一群以差生为主的“差校”。就在这个时候，克莱蒙·马修到了这所学校，由此而发生了影片中的精彩故事，发生了复杂的人物关系，发生了人物的多样命运，构成了这部影片完整的讲述结构。

这里以人物关系为基础对影片进行结构分析，我试图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传统的以中心人物为基点的分析，我称之为“定位多向分析”；二是借鉴和运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的理论和方式③，经过改造后以适应一部影片的“行列分析法”。

定位多向分析：

《放牛班的春天》的人物很多，有名有姓的学生有13人，有名有姓的教职员工有6人，加上无名无姓的有约30多人出现。一号男主角显然是克莱蒙·马修老师，对影片的情节、发展、主题等构成重要意义和价值的还有以下重要人物：校长哈珊、同事马桑大叔、学生家长奥维丽特、学生佩皮诺微、莫航治、孟丹。“定位”于一号男主角，以马修为基点，形成了一个多向的复杂的人物关系结构。

从马修与校长哈珊的关系来看，二者处于一种相反的、对立的、两极关系，一是学校的最高统治者，一是学校的新教师；一是现有秩序的代表，一是变革现实的代表；一是坏教育和反教育的象征，一是好教育和民主教育的象征。这是影片的基本人物关系，核心人物关系，其他各种关系由此而派生出来。这样一种关系，也揭示了影片的基调：由校长和马修的严重对立和冲突，以马修被哈珊赶出学校为结尾，突出现有秩序下困境中的教育或教育的困境。

从马修与马桑大叔、奥维丽特的关系来看，二者处于方向相同的一致关系。马桑代表着学校教师，奥维丽特代表学生家长，他们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是：既承受着现状又不满足现状，既怀疑马修又同情、理解和支持马修。然而以马桑和奥维丽特为代表，构成了马修教育变革的现实基础，他们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马修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才能够与校长哈珊的力量相抗衡。这样一种关系，形成了影片的另一基调：即使是困境，教育也仍然孕育和包含着变革和变化的潜在性和可能性。

从马修与学生的关系来看，则处于对立的两极之“间”，或者是偏向马修一极，或者是远离马修一极。佩皮洛，是一个喜欢马修老师，完全站在马修一边，视马修为父亲的学生，是体现马修老师爱与善良本性的最好对象；孟丹，满口粗话，眼神邪恶，既是现实和教育造成的恶果，也是破坏秩序、破坏教育的力量，体现了老师与学生之间两极力量的抗衡；莫航治，是一个充满个性与才华，在顽强的抗拒中逐步接受马修的学生，与马修的关系充满了张力和空间，成为表现马修老师教育智慧与机智的亮点。师生关系，是影片最为积极的主调：教育是可以变革的，教师的变革、教育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师生关系的积极变化，导致了学生积极的变化。

定位多向分析，其实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所论述的“双分制”的基本思维方式。它的优点是：以某种基点为中心，建构成对的关系，如上述形成了三对关系，并揭示了三对关系中人物的互动与互酬。“互酬”即不同人群之间利益的互相补偿关系，影片中所表达的“互酬”关系，不仅有现实利益方面的互酬，更有精神价值实现的互酬。但这样的一种静态的关系和结构的分析，并不能充分揭示影片表达方式的全部内涵和丰厚意蕴。我们还需要借助其他的分析手段。

行列分析法：

采用“行列式”的人物关系的结构分析，能够从多个视点来认识人物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从一个视点如“定位”于马修，所形成的认识视角的“遮蔽”；能够从过程和发展中动态地研究具体而丰富的变化，从而避免脱离具体过程的抽象分析。由此，可揭示影片所表达的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深刻的寓义。

我们以影片的六个主要人物，两两配对，选取影片情节发展过程的五个片断，编上序号，建立如下行列表：

行列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的“多点”分析框架。如上表，我们进行了三种配对，实际上可以进行多角度的配对：如哈珊与马桑分别代表恶与善，哈珊与孟丹分别代表成人的恶与学生恶之间的抗衡，马修与孟丹分别代表教育的力量与拒绝教育的力量之间的抗衡，维奥丽特与莫航治母子分别代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和更换等。

现就上表的配对进行如下分析：

从第一“行”看，哈珊与马修的这对关系从静态变为动态，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寓义。不仅仅是一种反向的两极关系，而且曾经有过交叉的“互酬”和“互惠”的关系：在学校合唱团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哈珊校长也开始信任马修，赢得了同样的成就感，获得了向上级邀功的重要资本。最后两人的结局是相同的：马修被哈珊赶出学校，哈珊则被学校教师告发，被开除出学校。相同的结果却具有“交织”的意义：马修离开学校证明了哈珊的失败，而哈珊被开除则证明了马修的成功。

从第二行看，马桑与维奥丽特作为一对关系，意味深长，一男一女，校内校外，马桑代表“善”，维奥丽特代表着“美”，马桑大叔代表的“善”与马修老师是如此相容，维奥丽特代表的“美”则是马修追求的对象，然而却是可遇而不可及。演片以马修恋爱的失败，阐明着“距离才是美”的古典美学原则，也寓意着感性美（爱欲）与精神美（音乐）的冲突和紧张。

从第三行看，莫航治和孟丹作为一对关系，也是意味深长，他们都是问题学生，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磨难，前者接受了马修，成为教育成功的典范；后者蒙受冤屈，被关进警局，最后一把火烧了学校，成为教育失败的典范。两个人物、两种过程、两种结果的鲜明对比，更揭示出教育的复杂性、艰难性和紧张性，从根本上揭示出良好教育对学生发展和成长的重要性。

第一列：影片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人性复杂的“微型社会”，既有老校长所代表的现存统治与秩序，也有新教师所代表的生命与活力；既有受罚学生所遭受的肉体折磨和人性的苦难，也有学生不顾一切的凶狠反抗；马桑大叔肉体的受伤与维奥丽特精神上的无望，构成了“困境的教育”和“教育的困境”的丰满意象。

第二列、第三列：马修老师进入新的学校艰难地适应着新的环境并开始改变着现实，他逐步赢得了学生的信任、教师的信服，甚至校长表面的信任，但其中仍然交织着各种超出意料的复杂、艰难和紧张。

第四列：形成影片结构的高潮，正反两极的对比被推向顶点：马修在学校合唱团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正好是维奥丽特爱上别人的时候，正好是莫航治犯错最严重的时候，正好是孟丹遭受巨大冤屈、被捕入狱的时候，也正是哈珊向上邀功领赏的时候。两极因素的并存并置，为合唱团的成功投下了深重的阴影。

第五列：孟丹的一把大火烧掉了学校，结局似乎很悲惨，其实不然。大火烧掉了哈珊被奖励的希望；马修被迫离开了学校，却虽败犹荣；马桑继续留任在学校，而维奥丽特则带着儿子莫航治去巴黎读音乐学院。耐人寻味的是放火的孟丹失去踪影，不知去向。

第五列相对第四列发生了巨大的转换，不仅通过一把大火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教育不断再生产出自身，人性的教育生产出人性，非人性的教育生产出非人性，而且符合逻辑地给了我们一个积极、乐观、光明的“寓义”：大火烧得掉学校，但烧不掉好的教育，未来有更广阔的前景和无限的希望。

上述“行列分析法”，为我们提供了影片所揭示的人性复杂和教育复杂的丰富内涵、多样变化和深刻意蕴，更突显出“困境中教育的美丽”，由此使这部影片具有了与神话相同的特质和结构。威尔·赖特在《六响枪和社会》一书中讨论西部片的神话特质和结构时说：神话“通过其结构向社会成员传达一种概念上的秩序……神话安排其听众（观众）的日常经验，并通过像语言一样被理解的形式结构传达这种秩序”。赖特引用索绪尔的观点进一步强调，这种秩序是通过概念来表达的，而概念是通过建立两极对立的关系，在两极对立的过程中不断明确意义来实现的：概念通过其与这一系统中其他术语的关系，而被从反面定义，概念最确切特征就是其他术语所不是的东西。④与西部片一样，《放牛班的春天》为了告诉我们什么是良好的教育，建构了一系列的两极对立关系，并在这两极对立关系的丰富变化中阐明什么是良好的教育，什么不是良好的教育，由“教育困境”这个反面，定义和突显“教育的美丽”这个概念，从而使影片具有了神话的特质和结构。正如赖特所指出的，美国西部片的叙事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为美国神话提供了形式的西部片本身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为此，我要说，《放牛班的春天》的叙事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以讲述教育故事的方式，所提供的关系与结构，就像西部片一样，蕴含着人类神话所提供的思维原型。

通过上述两种方法、两种视角的人物“关系”和“结构”分析，我们已经能够体验到这部影片基本表现方式，即通过正反两极关系及其变化的复杂韵律，形成了阿多诺所说的“震颤的美”。约瑟夫·M·博格斯指出：“电影使用复杂而微妙的韵律，尤其像与诗歌一样的是，电影通过意象、暗喻和象征进行交流”，从而使我们获得了强烈的体验和感受，具有“精神驱迫的因素”，“一种超出智力对事物理解的、感人肺腑的力量”。⑤这就从学理上解释了我为何从这部影片中，获得如此强烈的惊喜和震撼，因为它以教育叙事的特殊方式，深入到了属于我们每一个体的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基因公分母“，深入到了我们心灵和血液的最深处。

带着这样一种对“关系“和”结构“的原型理解和把握：即两极关系的对立和变化，我们来研究与教育问题紧密相关的影片中的三个专题：“主题与音乐”、“宽容与惩罚”和“理想与现实”，并进行教育学的具体分析。

3、主题与音乐

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标题。在写下“主题与音乐”这个标题之前，我曾试图以“内容与形式”来表述。因为，“主题”与“音乐”显然不是一个维度的两极关系。主题是内容的概括和提炼，隶属于内容范畴，但又不等同于内容，因而无法用“内容”来概括。一般来说，电影音乐是为情节、人物和性格服务的，显然属于形式范畴。但这部影片有特殊的地方，它既不是音乐片，因而音乐不完全是影片的内容，又不是非音乐片，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音乐又是影片的内容。重要的是，正如我下面的分析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影片的音乐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主题服务的，而且是“恰好”是为主题服务的，因而“形式”本身就具有了“内容”的特定属性。于是，我只能放弃使用同一维度而又鲜明体现两极关系的“内容与形式”作为标题，而只能使用现在的“主题与音乐”的标题。

正如我在上述整体研究部分所提出的，影片的基调是“教育的困境”。教育的困境其实就是人的困境，是人的生存困境的表现，而在影片中是把所有学生的“成长困境”放大并集中在问题儿童身上，使之获得突出而鲜明的表现。然而，整部电影的基调并不灰暗也不可怕。就像多数法国优秀电影如《天使艾美丽》、《漫长的婚约》等，《放牛班的春天》讲述的是问题儿童的教育问题，其实应该是很严肃、很正经的，但也同样充满了“法式幽默”：即以极其生活化的真实而精彩的细节放大生活中的荒诞，同时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解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概念），让人能够超出现实存在和无奈困境的局限，获得情感和人格的提升，获得超越现实的具有震慑效果的强烈美感。影片中的“法式幽默”，让我们感受着困境中、昏暗中、残酷中的一缕缕阳光和清新。

那么，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什么呢？它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是良好的教育，而蕴含在良好的教育中又超出教育本身的是什么呢？我以为，影片最终所要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意义和基本价值，就是一种人的尊严与自由。我们知道，二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促使人类反思二战、反思人类自身、反思人的历史和文化。与影片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完全相同，二战一结束的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并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宣言》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于2001年批准加入。《公约》共31条，第13条是关于教育的规定，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通过教育形成和培养人的尊严与自由，已经成为无论是何种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世界各国，教育的普遍意义和基本价值所在。

影片通过马修被迫来到“水池底部”的这所学校教书，最终被气急败坏的校长赶出了学校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所谓“失败”的教师。但自始至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人，浑身上下体现的是人的尊严与自由，他作为一名教师教给学生的是尊严与自由。在马修的努力下，大多数教师放弃了以暴制暴的教育手段，开始懂得教育的真正含义；学校的教室、走道和操场上，曾一度弥漫着、飘扬着体现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空气，连校长哈珊也曾被这种氛围所感染，快乐地加入到学生活动的行列。最为重要的是，当马修离开学校的时候，绝大多数学生，尽管曾经是所谓的“差生”，开始懂得了尊严与自由的意义，他们被反锁和关闭在教室里，向窗户外的天空用力掷出一只只签了名的纸折飞机，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送别他们真心喜爱的教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放飞并宣告心灵和精神的自由。这让我们想起堂·吉诃德，那个名垂青史的与巨型风车作战的西班牙绅士，让我们想起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中，那个与鲨鱼作战的老渔夫的不屈不挠。它以电影叙事的方式，从教育的角度宣告了同样的道理：人的精神是不可能打败的。

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均具有特殊的喻义。影片开始时，马修老师第一次走进校门，小男孩佩皮诺正好站在校门口。每个星期六他都抓住学校大门的铁栅栏，等候他的父亲来接他，而他的父母亲却早已在战争中去世。影片结束，马修老师被赶出学校走出校门时，小男孩佩皮诺追了出来，希望马修老师带走他，被马修老师拒绝了。他固执地看着老师上了公共汽车，仍然不愿离开。这时公共汽车又开了回来，马修老师从车上跳下，像小偷一样抱走了他心爱的学生佩皮诺，公共汽车驶向远方。这时画外音响起，告诉观众“今天正好是星期六”。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有一本著作叫做《困难的自由》，告诉我们自由是困难的，但越困难越值得选择和追求，人的尊严就充分表现在面对困难时对自由的选择和追求。

这部电影讲述教育故事，但它又超越教育，以电影的叙事方式“定格”于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永恒意义和基本价值。它通过两极对比，以否定的方式告诉我们：无尊严、无自由的教育是不好的教育，是一种坏教育和反教育，是教育的“异化”甚至于“退化”。有尊严、有自由的教育是好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是有品位的教育。它还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使是在最残酷的坏教育和反教育的环境中，学生和教师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追求都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尽管也许会扭曲、变形和错位。结论是：无论环境如何、条件如何、对象如何，教育应始终应以人的尊严形成尊严，以人的自由形成自由，以人的个性培养个性。在教育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内涵和结构中，手段与目的应是统一而又同一的。

主题定位于“人的尊严与自由”使影片获得了“善”的价值，因而同时具有了内涵的美。而影片以音乐来表现“人的尊严与自由”，不仅恰如其分，正相匹配，而且美奂美伦，美不胜收。

这部电影又名“唱诗班男孩”或“歌声伴我心”。这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对这部电影而言，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有评论认为这部电影中的音乐是“天籁之音”，这部电影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是音乐的成功；二是对学校的男孩们来说，音乐是至关重要的，说到底是马修老师通过音乐教育，通过合唱团的活动，引导学生们走出了“生存状态”的局限，走出了精神和心灵失去尊严和自由的“沼泽”；三是音乐对于教育来说是重要的，音乐成为滋养学生成长的重要精神养料，成为支撑学生心灵、陶冶学生情感、建构学生精神的基点，“歌声伴我心”的我，就是那一群学生们，歌声陪伴着学生，与学生的心灵共同成长。

马修是一个无限热爱音乐和音乐教学的老师，他自己调侃自己是一个“失败的音乐教师”。因而当他开始担任学校的学监时，他已经对自己所拥有的音乐梦想基本绝望了：默默地把装满乐谱的提包放进吊柜并锁上，象征着他坚定而决断地“锁上”自己过去曾经拥有的音乐梦想。然而学生对马修充满了兴趣，他们为了“窥视”和“侦察”新教师，打开了吊柜的锁，偷走了乐谱，躲在厕所里讨论和研究以为是“密码”的无线谱。学生对陌生而优美的无线谱的兴趣，表明了所有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兴趣、憧憬和希望，也使马修萌发了组织学生合唱团的最初念头。这一念头，在有一次学生宿舍熄灯前，马修查房时得到了确认：全体男孩用五花八门、随心所欲的唱腔，自然而原生态地唱出骂他的歌：“光头，光头，死光光”。一霎那间，音乐教师的本能被深深触动了，他用孩子骂他的词教孩子音乐知识，教孩子唱歌，孩子们学得非常投入。回到宿舍，他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隔着玻璃窗户，看着熟睡的学生，找到了失踪已久的灵感，把几天来的学校生活写成优美的乐谱。

音乐并不仅仅是音乐，它首先是一种教育的手段，一种引导孩子接受教育的方式，一种将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学习的活动。在充满着训斥、打骂和体罚的学校，以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的合唱形式，用一种新颖的、文明的、高雅的方式，将学生组织起来和协作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发出共同的声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自愿而非强迫的基础上，合唱满足了学生的内在尊严和表现需要，使每一个学生充满对新的学校生活的希望。马修在丝毫不懂音乐的学生中组织学生合唱团，根据每一个孩子的音乐天赋找到他们在合唱团中相应的位置，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合唱、独唱，指挥助理、乐谱架、翻谱员等，充分体现了马修老师的教育机智和才能。由此，合唱团受到学生的衷心拥护和喜欢，受到同事们的一致赞赏，也使反对合唱团的校长不得不认可。音乐带动着学生的学习和活动，带动着学生成长和发展，使学校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和气象。在现代学校制度的课程设置中，音乐仅仅是一门学科，我们还有很多的学科。影片选择了音乐，选择了通过音乐教育来描述孩子们所获得的精神成长，有着导演关于影片效果的特定思考，有导演自身对音乐的特殊偏爱。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每一门学科都是一种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教育活动，各门学科开设的价值应是并列的、同等的。因此，我以为我们每一位教师在教育教学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成为这样的“导演”，都有可能成为一名受到学生衷心喜欢的优秀“导演”，都可以通过自身精彩的学科教学，使学生获得文明、高雅、有尊严的教育，都可以基于学科而又超越学科，影响学生学科以外的学习和生活，甚至影响学生的一生。如果说这部影片是以音乐开启问题儿童封闭心灵的成功案例，那么我要说，任何一门学科都可能成为开启儿童心灵之锁的密钥，任何一门学科都可能为学生打开一扇视野敞亮的窗户。

要强调指出的是，音乐不仅是一种教育手段，它还是音乐本身，音乐具有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特定教育意义，具有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价值。人创造了音乐，是因为人需要音乐，是因为生活和生命中离不开音乐。影片中，伴随着合唱团的建立、活动和成功，学生越唱越爱唱，越唱越会唱，也越唱越好，越唱越有名气，最终受到公爵夫人的最高接见和最佳礼遇，学校和校长也因此受到社会和社区的好评。重要的是，唱歌已经成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学生已经离不开唱歌。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音乐天赋和音乐才能，但都能从合唱中获得尊严、获得成长、获得快乐。能否成为合唱团的一员，能否在合唱团中演唱，成为学生很牵挂、很计较、很在意的事。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和价值，作用于学生的心灵，滋养着学生的精神，建构着学生的内在世界，使学生在歌唱中获得宁静、享受和幸福。

在马修的指挥棒下，学生合唱团终于唱出了真正的音乐：

轻柔地抚摸着海洋

轻盈的海鸟伫立在

海水侵蚀的小岛岩石上

冬天稍纵即逝的风

总算远离你的气息

也远离了高山

在风中盘旋展开双翼

在灰暗晨曦破晓时分

寻找奔向彩虹的道路

发现生命里的春天

和浩瀚大海的宁静⑥

指挥棒落下时，歌声也随之停止。马修老师无言地看着学生，学生也看着老师，师生眼里都闪烁着光芒。有学生问：“老师，我们唱得不好吗”？马修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非常好”，马修又补充一句“真的非常好”。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以独特的眼光和智慧，认为音乐是高于视觉艺术的艺术，因为它作用于人的听觉，而听觉比视觉更为抽象，因而更接近于心灵和精神。英国学者亚历山大·罗伯逊在论述“感觉”与“意义”是“无缝可分”时指出：对儿童而言，“音乐也是一种与成长强烈联系的情绪工具，……如果这个过程是神秘的，那是因为它是如此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几乎到了不可察觉的地步。”⑦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卢克·拉斯特通过对基奥瓦族人对歌唱的民族志研究，发现歌唱对基奥瓦族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要歌唱使心灵净化的一切，歌唱使它明亮和向往的一切”，“在基奥瓦人的世界里，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歌曲扮演着一种强有力的关系：基奥瓦语中的歌曲一词是daw-gyah，意思是握住力量。……歌曲赋予基奥瓦人的回忆、遗产和文化以生命”。⑧其实，音乐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都是一种生命和力量的表现。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人生境遇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如果从最普适的意义上看，音乐就是一种最为世俗的“宗教”，它具有帮助人们摆脱生存的辛劳、孤独和恐惧，在现实的困境和未来的混沌之间，找到心灵的安顿和精神的“凭依”，从而不断坚定和凝聚生命和生活的信念，获得不断前行的内在勇气和力量。

音乐的美为影片增色无限，音乐教育的美为人性、人心、人格增色无限。音乐以内在的、心灵的和精神表达的方式，以歌唱本身所体现出“人的尊严和自由”，使影片所要表现的“善”和“美”完整地融合为一体。

4、宽容与惩罚

宽容与惩罚是影片中所表现的一对基本关系。以哈珊校长为代表形成了“惩罚”的一极，象征着坏教育中极端的“恶”，以马桑大叔为代表形成了“宽容”的一极，象征着非教育的极端的“善”。这里我要指出的是，极端的“善”只是宗教，尽管宗教具有教育的功能，教育也可以借助宗教为手段，但不是教育本身。而以马修老师为代表，影片在“宽容”与“惩罚”关系的形象描述中，表现了能够体现教育和教师职业特征的爱。这样一种爱，我以为远远超出了我们今天对教育爱的一般理解和抽象理解，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和认识启示。

电影讲述的是马修老师与一群问题儿童的故事。教育需要爱，问题儿童的教育更需要爱。然而如何爱学生，如何理解对学生的爱，如何表现对学生的爱，这部影片通过马修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和互动，有极为具体、生动和丰满的表现，我以为这样的爱包含着宽容，包含着惩罚，包含着宽容的惩罚，与惩罚的宽容，并突出体现在马修老师与学生的“谈判”上。

宽容是爱的体现，没有爱就没有宽容。但爱并不只表现在宽容上，“爱”同样可以表现为对孩子的吹毛求疵、过多要求、过分摧残上。马修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师，并能够具体化为对学生的“宽容”。具有极高音乐天分的男孩莫航治，被形容为“天使一般的声音，魔鬼一般的心肠”，他对马修老师充满了怀疑、敌意和挑衅，但马修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他、感动了他，使他成为学生合唱团的领唱，长大后成为法国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古尔班，是一个会吹口琴但唱歌跑调的男孩，就是他领头唱攻击马修老师的“光头、光头、死光光”的歌；他也是一个想当热气球飞行员的男孩，他偷走了学校20万法朗，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马修老师帮他把钱还给学校，而没有向极其严酷的校长告发他。电影中经常出现马修老师为学生犯错打掩护的场面，既表现了他对学生的宽容、对孩子犯错误的理解，也显示了他希望保护学生、不让学生受到更多伤害的仁爱之心和善良之心。对每一个学生都具有的宽容，对学生所犯错误的宽容，对学生攻击自己的宽容，充分显示了马修老师的爱生之情的宽广和博大。

但仅有宽容是不够的，宽容不是教育，而只是教育的条件和前提。宽容学生，而不纵容学生，更不宠爱和溺爱学生，这才是教师的爱和教育的爱。宽容学生，并把爱融汇进教育情境、教育过程、教育智慧、教育技艺中，使学生发生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积极变化，这才是教师的爱和教育的爱。教育的爱决不是抽象的爱，而是与教育智慧和技巧结合在一起的爱。这充分体现在马修与学生的“谈判”上。

马修是个谈判高手，他既与校长谈判，也与学生谈判，谈判中他既显示了妥协和退让的技巧，又显示了坚持和底线的信念，具有独特的趣味和魅力。影片中有大量细节和对话描述了马修老师在学生犯错误的时候，把学生作为“对手”进行谈判和博弈的情境，特别有趣也非常有效，令人深思。学生盖贺克、古尔班、莫航治等，每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马修老师都会一本正经地与犯错学生“谈判”，帮助学生的分析处境和出路，提供解决的方案，并供学生自主选择。而学生们作为谈判对手，也可以与老师讨价还价，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愿望。马修老师对学生充满了宽容、仁慈和爱，也从不掩饰对学生的不满、失望和愤怒，尤其是当某个学生影响到其他学生、伤害到其他学生时，他会表现出极度的愤怒，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孟丹转学来了后不断进行恶意挑衅，马修老师从不退让，你不讲道理我讲道理，你凶恶我更厉害；当孟丹向其他学生收“睡觉费”时，马修老师彻底爆发、大发雷霆，镇住了孟丹，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忌和收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教师的马修从不回避问题，也从不把问题上交给校长或转移给家长，而是引导和教育学生一起正视问题，研究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相信自己能够面对学生、能够面对问题，也相信学生和尊重学生，相信学生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就意味着把学生当作一个人，把教育当作形成和培养学生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帮助学生成为具有理性、能够面对现实、勇于承担责任的人的过程。马修在教育过程中所体现的对学生的理解、尊重和信任，换来了学生对他的理解、尊重和信任。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在马修与学生的关系处理上，在马修独创的“谈判”中，我们有了准确而深刻的体验。需要指出的是，在马修身上所体现出的这样一种信念、勇气和责任，在我们今天的学校中越来越少见。我们很多的教师既希望学生告学生的状，不断培养学生告状的能力，自己也不自觉、下意识地养成了告状的习惯，向学校领导、向学生的班主任、向学生的家长告状，已成为一种逃避教育责任、摆脱自身压力的恶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告状”已经有了现代技术的强力支撑，“小灵通”和网络成为向家长“及时”告状的有力手段。告状，还获得了学理性的解释：即家校合作，学校和家庭、教师和家长的合作，共同对付学生，不让学生有机可趁。

说到底，马修的谈判，就是一种师生之间就某一问题进行沟通和讨论的过程。从教育的视角看，是一种以平等的方式交换想法和观念，形成新的意见、思想和结论的过程，直接左右和影响着学生如何准确地、客观地理解和评价自己过去的行为，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为，如何在今后更合理地行为。因而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一对一”教育的过程，理解为不断增强行为合理性的理性教育过程。阿伦特在《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公民》一文中极为深刻地指出：“真理本身就是沟通性的，它离开沟通就会消失而且无法想象。在‘生存的’领域中，真理和沟通是同一的。‘真理是使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只有在沟通中—无论是同代人之间还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沟通—真理才会显现自身。”⑨马修的“谈判”就体现了“真理本身的沟通性”，他对学生的教育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真理使教师和学生联系在一起。推而广之，我们的学校教育要能够令人信服，就应具有“真理使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内在魅力。

马修老师对学生的爱更充分体现在对犯错误的学生的惩罚上。学生盖贺克在马桑大叔的门上安装了伤人的设置，被马修老师发现后，罚他课后去照顾受伤的马桑大叔。而在照料别人的过程中，盖贺克与马桑大叔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对伤害了他人十分愧疚、后悔不已，从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学生莫航治看到马修老师在与他的妈妈交谈，心生恶意，从楼上倒下一瓶墨水浇在马修老师身上。马修老师停止了他在合唱团中的领唱，明确告诉他合唱团不缺少任何人：你的嗓音不错，但并非不可替代！然而在公爵夫人参观合唱团表演的过程中，马修又出乎意料地招手让他回到合唱团队伍中领唱，使莫航治受到了巨大震动。马修老师达到了惩罚的目的。因为他通过惩罚让学生体验到了羞耻和后悔，体验到了责任与担当，重新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试图努力调整和校正自己的行为。惩罚由此从被动的承受伤害转变为积极的行动。

亚历山大·罗伯逊深刻地指出，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把他自己从满世界不是他的其他个体中区分出来”的需要，虽然痛苦却是显而易见的，“要在社会中生存，我们不得不学会以周详的方式来处理各种关系”，“它带来羞耻、多疑、嫉妒、愤怒的不愉快发现，而这些都潜伏在我们一生当中的与人交往之中”。问题儿童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区分自己与其他个体，他们无法发现或正确地体验羞耻、多疑、嫉妒、愤怒的不愉快情绪，因而无法“周详地”处理各种关系。正常的孩子在四岁左右就能够发现并体验“羞耻”，但问题儿童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没有“羞耻”的感受和体验。罗伯逊说出了问题的关键：“愧疚这种心理学家最宠爱的情绪要花时间来发展，因为它涉及到观察其他人是如何对你的行为作出反应的。”盖贺克无论是被关禁闭，被罚苦役，还是被教师痛打一顿，都不可能观察到由他的行为所导致的马桑大叔的痛苦，而只有在照料马桑大叔的过程中，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到并强烈感受和体验到他自己带给马桑大叔的痛苦，从而内生地形成而非强迫出“愧疚”和“羞耻”的强烈感受。罗伯逊说出了本质和真相：“体罚形式的痛苦和羞辱是塑造身体和道德素质的平常部分，在全世界都被应运在成人礼仪中”⑩

我们无需回避和遮掩惩罚的真相。因为无论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没有人能够不犯错误，也没有人能够不受惩罚。我们出身以后就必须面对各种“惩罚”，我们既在“奖励”中也在“惩罚”中成长和成人。没有“惩罚”我们甚至无法确认“奖励”的意义和价值，更无法体验“奖励”的喜悦和感恩。惩罚教会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从哲学的意义上看，“惩罚”既是一个把自己与他人和社会区别开来的过程，使唯一的“我”，满世界的“我”，变成一个“我”、“你”、“他”三者并列的多样的“世界”，进而形成“我”、“你”、“他”三者可以互相转换的“世界”，更是一个将“他者”浇灌进“我”的过程，即形成个体“我”之中的“我-他”结构，一种“我”中混合着“他”，我中孕育着“他”，我中生成着“他”的过程。从这样一个意义上看，我们每一个个体意义上的人都必然包含着他人和“他者”，正如列维纳斯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孕妇”。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理解，每一个人、每一个所谓的主体“我”，都是从“历史和文化”的堆积中生长出来的，因而真实的“我”之后、我之中，必然有着空间的“我们”（复数的人类）和时间的“我们”（历史的人类）融汇其中。我不仅仅是我，“我”是“我们”浇铸出来的、生长出来的，“我”的本质是由“我们”所规定的。时至今日，我们对教育和人性的哲学理解，实在是需要走出所谓“主体性教育”的幻想和误区。

在教育学的意义上，我们面临着双重责任：一是要让学生认识和理解惩罚的真相和意义，了解惩罚是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会使人具有作为人的最重要的品质，从而学会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惩罚，学会从惩罚中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二是应该研究如何使惩罚不仅仅是惩罚，更不能成为“体罚”，而是成为教育，成为促进学生成长的动力，成为学生道德素质的一部分。马修老师的惩罚告诉我们，教育学意义上的惩罚，应是一种合乎人性、富有人性、建构人性的教育方式，惩罚过程本身内涵着教育性，能够赋予学生耻辱感和责任感，能够使人逐步懂得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从而自觉地远离人性的原始性和劣根性。

影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具体而深刻地描述了和揭示了“宽容”与“惩罚”所形成的两极关系和张力，从而使我们能够理解：教育的宽容并不是宽容，而是包含着惩罚的宽容；教育的惩罚并不是惩罚，而是包含着宽容的惩罚。进而能够推论，教育的爱并不是抽象的爱，而是包含着教师职业伦理和专业智慧的具体的爱。

5、理想与现实

理想与现实也是影片所要表现的一对基本关系。影片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一对母子维奥丽特和莫航治，来象征教育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和所形成的张力。

影片中的维奥丽特有一种可遇而不可及的美，是一种教育理想的象征，但现实中她不得不在餐馆中打工，独自养活让自己非常失望的儿子莫航治。莫航治具有极高的音乐天赋和才华，但在现实中他倔强、粗野、凶狠，不断地犯错而遭遇关禁闭、受体罚、擦地板等惩罚。

马修则象征着一种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能够把现实和理想统一起来，既能够面对现实，又能超越现实；在现实中播种理想，在未来中收获理想；在他人中（学生）寄托和播种自己的理想，在他人中（学生）成就和收获理想。马修与维奥丽特的关系，尤其是二者恋爱的失败，暗喻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是马修作为音乐家的追求、对美的追求的又一次失败。然而，马修与维奥丽特的儿子莫航治的关系，体现了现实与理想冲突过程中的统一，体现了教育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成功。影片一开始，就以成年后的莫航治指挥大型音乐会的宏大场面，告诉了我们马修老师在学生莫航治身上收获了自己的理想。虽然马修不是莫航治的父亲，二者没有一点的血缘关系，然而马修的音乐梦想、马修对美的向往甚至马修已经逝去的生命，在他的学生莫航治身上，得到了自然延续和充分实现。

无论现实如何残酷，学生如何捣蛋，马修老师身上始终洋溢着理想、充满着激情和浸润着诗意。作为教师，他坚信理想的种子能够在学生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和发芽。他第一天上课，就遭到学生的戏弄、耍笑和捣乱，可以说是乱成一团。然而，他坚持让学生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年龄和未来最想干的职业。当他宣布了这一特殊的作业时，忽然之间，学生就全部安静下来，埋头书写起来：

大家都梦想能有一个很棒的职业

两位消防员

三个牛仔

一个训兽师

一个战斗机驾驶员

两个间谍

一位想当拿破仑

一位想热气球驾驶员

三个外籍兵团

却没有一个想当代课教师……⑾

马修也不想当老师，却当了老师，而且成了优秀的老师。这样一种现实与理想奇怪地统一在马修身上。对马修来说，现实中他并不得意，他一直很压抑地生活，一直很沮丧地生存，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音乐家，而这一辈子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音乐教师。然而影片想告诉我们的是马修的成功，是教师职业的成功，是教育理想的成功。因为，他在学生的心灵中播下了人性与仁爱的种子，播下了理想和智慧的种子，并开出了灿烂而美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影片以深爱马修老师的学生佩皮诺五十多年以后的回忆和日记，告诉我们马修对学生的教育，深刻影响了学生的一生，深刻影响了学生的心灵。他播种了理想的种子，收获的是健全的人性。

影片不仅在莫航治、佩皮诺等学生身上，成功体现了教育现实与教育理想的完美统一，而且在孟丹身上深刻描述了教育现实与教育理想的两极对抗和两极对立，以否定的方式定义了坏教育和反教育，从反面和侧面定义了良好的教育概念，也顺便以“法式幽默”，调侃了教条式的科学实验，无情地嘲弄了简单、粗糙、暴力的教育。

孟丹转学来的理由，听上去十分滑稽而可笑。据德贺医生介绍，是为了从事科学实验，孟丹在感化院学会了阅读和写字，通过了比西量表测验和杜氏、罗氏墨迹测试，诊断结果是“处于危险边缘”，离轻微智障不远，但还不能算是精神错乱。转学来的目的，是研究他对自由环境的适应能力，要观察他如何融入团体。随着影片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研究及其结论，都是根据书本上的教条强加给孟丹的胡说八道。他有很多的问题，如无知、说谎、下流、暴力等，但根本就不智障，更谈不上精神错乱。他的智力完成正常，干坏事的时候非常理智，不仅有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而且非常果断、勇敢和凶猛。影片有很多孟丹的特写镜头，他的眼神和目光绝对冷静，甚至冷酷，令人胆寒。

关于孟丹的科学实验，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研究的基本逻辑不是从现实中的人出发，而是从书本和教条出发。我们从影片中所看到的孟丹，可以说是野性力量的代表，是自然丛林中的“狮子王”，是靠拳头和暴力说话的黑社会老大。他的力量足够强大，因而是他在支配环境、统治环境、创造环境，而不是相反，由他去适应环境。在学校的任何场合，只要教师不在，他就说了算，因而根本就不是他如何融入团体的问题，因为他就是团体的支配者、组织者，甚至于团体规则的制订者和操作者。他的冷静、忍耐和毅力也够强，他一把大火烧了学校，没有丝毫的慌乱，而是站在山坡上，“冷冷地看着，吸了一口手中的烟，嘴角带着浅笑欣赏他复仇的杰作……”。他还具有控制局面甚至扭转局面的能力，当他被冤屈偷钱，死不承认，被校长不停地煽耳光的时候，他忍无可忍，用被绑着的双手一下就把校长死压在桌子上，要不是马修和马桑大叔及时解救，哈珊会就此送命。孟丹实在是太厉害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具有天生的、特殊的、超出常人的“领袖气质”！

孟丹就是这样一种“现实”，但却被教育者甚至于研究者错误地判断和指认为另一种“现实”。当孟丹轻蔑地拒绝和强力反抗这样的指认和教育时，教育又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选择了错误的教育方式：即以成人的暴力对付未成人的暴力，以校长和教师的“合法暴力”对付学生和孩子“非法的暴力”。还不仅如此，一种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粗糙的教育，是与肉体的暴力同样可怕的精神暴力。孟丹确实偷过东西，转学后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并被关过禁闭。但并不代表每一次东西都是他偷的，并不代表他会一辈子偷东西。按照哈珊校长的“强大逻辑”，只要他曾经偷过东西，就可以断定他这次也偷了东西；尽管事实说明是别人偷了东西，冤枉了他也不要紧，因为他总是要偷东西的，出去以后也会偷东西，所以不算冤枉。这样一种精神暴力的逻辑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混账逻辑，却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仍然俯拾皆是。我们常常以成人的偏见和臆断，在学生完全缺席的状况下，以所谓的科学方式，单方面地评估和裁定着学生精神、道德和人格成长的现状和问题，并不断地打着品德教育、人格教育、人品教育的旗号，强加给我们的学生，并不断“制造”和“生产”着学生对教育的强烈反感和对抗。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仍然能够不断看到精神暴力的阴影，教育的进步真的是十分可悲。

影片告诉我们：孟丹看上去是一个粗俗、邪恶、暴力的孩子，是一个不受任何人喜欢的孩子，是秩序、文明、美好的粗暴破坏者，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他只是一个被教育看错了的孩子，被教育教坏了的孩子，一个本应有无限前途却遭受人性遗弃和教育遗弃的非常可怜的孩子。他是坏教育、反教育的教育产品，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简单、粗糙、暴力教育的牺牲品。孟丹放火烧掉的是学校，烧掉的也是一种可恶的教育。

影片以孟丹为例，以一种强烈的否定方式，告诉我们，无论面对何种现状、条件和对象，我们始终应拥有教育的人文理想和人性美丽。

6、结语

每当我面对着教育的现实矛盾和巨大困境时，每当我听到有人在诉说和抱怨教育的艰难和痛苦时，我就想起这部叫做《放牛班春天》的法国电影，想起这部电影的男主角，身材矮小、身躯微胖的光头老师马修嘴角的微笑。马修老师人长得不怎么样，时常陷入工作和生活的无奈和尴尬，经常遭遇学生的欺负和校长的批评，碰到不幸时也表现不出英雄主义气概。但他的微笑令人感到非常的美，因为那是一种符号，象征着人性的美，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美，师生之间相互理解、相互默契、相互成就的美，教育理想和信念的美。

正如大多数影评者评价影片的音乐是一种“天籁”一样，我以为马修的微笑是一种教育的“天籁”：一种真正的教育所具有的内涵、品质和境界的美。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