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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一种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席卷了中华大地。国家集结一切力量，八方增援，与武汉共同战“疫”。当一切外出社交都暂停、中止时，当人们不得不面对生命的脆弱时，当我们开始静下来审视自我时，回顾自己忙碌而又不知所向的一年，反而是给自己上了一节人生大课。
如果说2019年是我交出的一份答卷，那么我答得如何，可有意义？
2018年我经历了职业发展的“至暗时刻”，2019年当我结束“流浪”返回原校时，我带着在历练中成长的自我，回到平凡人生中播下时间的种子，去耕耘新的一年。而在这对我来说并不平凡的一年中，这粒种子结出了三朵“花”：承担、精进、突围。
走出独善其身的舒适圈
2019年是我加入新教育实验网络师范学院（简称“新网师”）的第二年，在新网师精神的感染下，尤其是身边所见的榜样引领下，我在追随新网师执行院长郝晓东的两门课程之后，毅然申请成为郝老师第三门课——《静悄悄的革命》的课程组长，承担课程管理工作。
这一次抉择，倒逼着我真正走出舒适区，步入未知的深水区。曾经我只希望紧紧抓住新网师的平台而独善其身，因而30余万字、300余天的书写是我留在新网师的履历和轨迹。然而借此蝶变的我，是否应该向这个共同体走得更近一些？更重要的是，我是否敢于走出独善其身的舒适圈，而承担一项攀登者的挑战？
要管理一个300多人的团队，需要的不仅仅是平衡工作、家庭、生活，同时也对管理能力和智慧发出了挑战。然而，承担是最好的成长，不是吗？
一切只得从头开始，从常规工作一项项着手。在每日午饭间隙时管理微信打卡圈，及时置顶优秀打卡；每次网络授课时，组织课前分享、维持纪律、收集反馈，并及时汇总课程实录；每次批阅预习作业，都抓住一切碎片时间一份份仔细审读，生怕给任何一份作业不公正的评判。而在这之外，我深知自己必须以身作则，全力以赴完成每日高质量的学习，以不负身上重担。
待到常规管理走上正轨后，我开始在管理过程当中琢磨和发现问题。新网师提倡共读共写，而每日打卡就成了读写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但打卡初期，学员们往往把它视为一种应付和敷衍，积极性不高、打卡质量低、覆盖面小。怎样让小打卡盘活阅读、书写，将学员的思考汇聚成塔？仅靠我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因此在吸纳了榜样学员周娟老师加入课程管理后，我们借鉴经验成立了点评员团队，由7位教师轮流负责一周的打卡点评工作。这项工作全面盘活了打卡圈：一方面，以最大的覆盖面让所有打卡都被“看见”，并让优秀打卡点燃和启发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强了管理力量和智慧，让点评员得以在点评中内化和实践理论，提升和辐射更多学员。
而这一切正是由承担而起，又因更多的承担而使新网师的卓越成为了可能。
在读写中精进、栖居
写作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源于与新网师的相遇。而真正让我深入思考阅读与写作的意义，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给青年诗人信中的追问：“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
记得新网师学员孙影老师曾如此答道：“不写，我肯定不会死。但不写，我的生命会失去色彩。不写，我的生活就是一地的鸡毛。我要用写作将其织成一地的锦。”
这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
当大数据、智能时代推着我们急切、焦虑地寻找“有用之用”时，孙影老师却指出了阅读、写作、学习等的“无用之用”，实则安顿着我们深陷浮躁、喧嚣的心灵。
我真正意义上持久、系统地阅读与写作，源于2018年秋季加入新网师。我在课程学习共同体中精读了《自卑与超越》《教育的目的》《教育人类学》《改变教育的十二个关键词》《静悄悄的革命》《论对话》等6本书，泛读了《心流》《给青年教师的四十封信》《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哲学的邀请》《非理性的人》等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的名家论著。
在此期间，我一天不落地进行打卡写作。“最初不识写滋味”，只从完成任务式的小片段开始“刷存在感”，渐渐地，每日平均约千字的打卡，书写的意义愈加明晰：如果说啃读是一次与文本、与大家的对话，那么写作就是我与生命、与自我的对话。借由这些经典的通道，我在从教第五年打开了原本的困惑和迷局，不仅真正学会将学生当作一个个鲜明的价值个体，与之碰撞、对话，也将自己的课堂、自己的价值追求纳入到审视的主体。
这样的读写之路并非处处平顺，相反，也常常遭遇困难和孤寂。为了提高效率，保证每天读写的时间，我常常留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或者图书馆完成写作再回家，以便专心陪伴孩子；为了写好《静悄悄的革命》一次关于课堂叙事的预习作业，我反复观看自己的录像课，搜索资料，斟酌字句，历时一周多才艰难地完成8000多字的写作，而仍感能力不足……
即使做一只无翼鸟，也愿在飞翔的梦想里栖居歌唱。
这样写着写着，我像犟龟一样，终于也遇见了“盛典”。
自2019年2月16日起，我书写了170篇文章，围绕着课程学习、教育日记、影评分析以及新网师每周观察读后体会等主题展开批注和写作，共计22余万字。这一年恰逢新网师十周年，我撰写了主题文章对新学员进行培训；在6月的太原高研班上，作为年度叙事作者进行专题演讲；在9月的新网师十周年网络庆典上，作为榜样学员发言……更重要的是，借助新网师，我结识了勇猛精进的同人，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突破知识的局限，拓宽了思维的边界，更获得了勇气和力量。
渺小如我，不似苍鹰雄劲千里，但愿如蜗牛，向峰顶出发。
超越恐惧，在教室里突围
作为教师，我相信教室不仅是学生栖居和生长的沃土，也是教师生命价值展现和成长的阵地。
2018年，遭遇了一些风波后，我主动申请交换去了一个生源一落千丈的公办学校，历时一年。那时的我，带着壮士远征的意气，想要用这一年重新找回被遮蔽的职业初心和真实的自己。而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新网师，借由扎实的啃读、反思、写作，扎根于教室的实践，我做到了——我不仅没有在这一年中沉沦，反而在与学生的互相启发与共进中，将自己锻造成一个直面困难、勇于突破的人。
而当我返回原校时，一种不确定的恐惧却重新涌上心头。回想起初入职时的失败，回想起自己所带的特色班成绩总是无法超越并肩的另一个实验班时，我心中的这种恐惧更加挥之不去。
沉潜在课程中，我开始明白，恐惧背后实质上是我因专业能力不足而产生的不自信。虽然我无法消除这种恐惧，但我渴望寻求专业提升的每一次尝试，而不是受制于恐惧寸步难行。与其恐惧，不如突围。而教室，就是我突围的阵地。
带着这种恐惧和渴望，我迎来了全新组建的“北极星班”。
暑期冒着上海的高温天气走进了孩子们的家中，43张脸印记在心中。军训报到当天，我当着全班的面叫出了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那一张张惊喜而兴奋的脸庞我永远记得。
这一次，我坚信孩子所在的班级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编码，而是一个由43个独一无二鲜活个体组成的生命共同体，教师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地促进这个生命共同体相互交往、共同成长。因此在带班之初，如何创建这个生命共同体，使之在润泽和信赖中走向共同成长，是我日思夜想的目标。
从军训那一天起，我郑重其事地阐释了First Class的精神：一班的英文直译为First Class，在英文中指“头等舱”，我们将因凝聚、努力而优秀，在所有班级中脱颖而出。那天起，First Class成了孩子们共同的精神图腾，并且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都发挥着它的强大号召力。
要让班级成为生命共同体，除了高度的凝聚力，还需要班级文化的强大力量。因此在那学期，我带领孩子们先后完成了取队名、取班名、定班训、定学风、创班歌、定班规、绘班旗等班级文化构建。这些班级文化创建的点滴，让我们的北极星班有了灵魂，有了力量。
听见孩子的声音
在教室里，除了教师的恐惧之外，还有一种恐惧无处不在——学生的恐惧。
这种恐惧，藏在埋头书写的笔记里，藏在顺从沉默的课堂上。然而更多时候，作为教师，却有意无意地抱怨学生的无知、愚钝、跟不上，感叹学生“不再像过去那般听话”。然而这种指责和抱怨，除了让身为教师的我显得高高在上，加剧了与学生的疏离之外，更是逃避了对学生应有的责任，或者说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所执教的北极星班，经由小升初激烈筛选，集结了许多小学时优秀而内敛的孩子。孩子们多才多艺、能力突出，但是我渐渐地发现，除了个别横冲直撞、快言快语的孩子之外，课堂上总有一种尴尬甚至可怕的沉默。
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将之解释为“主体性神话”的产物，而帕克·帕尔默则洞悉到学生背后的恐惧和希望：“我们的学生在恐惧、沉默的背后，是想去发现他们自己的声音，想去发出他们的声音，想让人们听见他们的声音的。一个好老师能够倾听学生甚至尚未发出的声音——这样，有一天，学生才能够真实而又自信地说话。”
要击破我自身的恐惧，也需要揭开学生的恐惧。倾听，是首要破解方法。
然而倾听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难以克服的顽疾。经过与文本的反复对话和自我反思，我借鉴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在《倾听着的教育》中提及的倾听训练“五心”（专心、耐心、细心、虚心、用心），得以在此后的倾听培养上有了简单易行的抓手。
随后长达半个学期的时间，我在课堂上时常以“五心”贯彻，尤其是英语对话时鼓励倾听和反馈，同时也借助班会课等时间，先后做了“传声筒”的倾听游戏，讲评课的“鹦鹉学舌”游戏，我真正听见了孩子们字面和背后的想法、心情，而在彼此倾听中，师生关系反而更加融洽，上课专注度也有所提高。看似慢，却慢慢地变快。从孩子们时而安静沉思、时而开怀大笑的眼神中，我看见了恐惧如坚冰慢慢融化。
而我也在直面恐惧、击破恐惧的过程中，扩大了心中行动的天地。恐惧并没有消失，但是它不再成为前行的阻碍，而给了我成长的助力。
时间原是客观物理世界的概念，却因为人的选择而被赋予了意义。回望2019年，它注定是我人生中的一站：在新网师的“承担”，让我走出舒适圈，体味攀登者的磨炼；在读写中精进，让我以写作为据，栖居而歌；而在教室里突围，让我直面恐惧，向着真实的内心天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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