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自由”、“和谐”等目标理念的实现，依赖于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实施

  只有真正建立起扬善的社会机制，才能改变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现象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离不开公民成熟的政治素质，也离不开公民的社会道德品质

  ■葛晨虹

  以德治国：增加权重走向具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重申依法治国的同时，注重“以德治国”，表明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已成社会关注热点，也表明国家在“五位一体”发展思路和布局中，“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及社会德治具有了更多的权重和更加具体的思路推进。

  公民道德建设及社会德治不仅有了更多权重要求，也有新的务实思维方式要求。2013新年媒介短信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讲短话、实话，所有祝福浓缩为三个字：新年好！”反映了民众对党的十八大后新风的感受和赞许，也反映了建设思路必须转向务实和具体的民意跟进。事实上，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离不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路径保障。在“三个倡导”中，社会“公正”、“自由”、“和谐”等目标理念的实现，要依赖于完整系列的“程序公正”等制度机制保障，依赖于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实施。所以，社会道德建设要从“宏大叙事”风格转向具体务实思路，社会道德建设要在“怎样做”上做文章。

  社会结构理论认为，在构成社会总运行系统的因素中，公民人格、文化“意义”系统及“共享价值观”，在社会运行系统中占重要位置。软实力理论则指出，在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公民素质和道德建设、共同价值观、文化环境等软性因素，比制度、法律等硬性因素，在许多时候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对此强调，在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见，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道德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约束的。可以说，在一个缺乏共同价值观、德治不明、公民道德素质缺乏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公民幸福的。

  怎样扬善：建道德回报机制

  社会德治离不开扬善，而扬善又有赖于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公正社会应使有德之人得到公正评价和回报，使无德之人受到谴责和责罚，改变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现象。只有真正建立起扬善的社会机制，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以德治国，才能真正发挥出其特有的作用。

  社会生活中如果只强调道德义务，不强调对德行和奉献的回报，必会导致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的不公，久之，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状态，犹如诗人所形容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如果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学雷锋在某些环境中反成压力；如果有些人缺乏德性甚至见死不救，而见义勇为者却“流血又流泪”；如果有德者默默奉献，无德者不履行义务反享受他人的奉献，久之，“劣币就会驱逐良币”。一个社会如果陷入这样一种道德不公状态，那么，社会风气败坏、人际关系恶化、个人品德堕落就会成为必然。

  扬善还需在舆论生态上下功夫。树立“道德楷模”、宣传“身边的好人”，是对德行者的价值肯定与精神回报，也是在营造社会舆论环境。人们往往根据他人行动的特征取向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办，即“从众效应”或“行为模仿”。因此，公众媒体应更多地宣传好人好事以影响更多人向善选择，让好人感动我们。感动本身就是道德培育的一种有效方式，是道德良知和社会风气的储备，“被高尚感动的人，将于高尚同行”。虽不能期望人人都成为道德楷模，但社会必须歌颂高尚，引导人们向善而行。人心向善，社会道德才能蔚然成风。只有建立起道德回报机制和扬善耻恶的舆论生态，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形成善善相生的良性循环。

  怎样抑恶：刚性规导要给力

  当社会制度安排不能有效维护德行取向时，不道德现象就会普遍出现。博弈论认为，具有功利理性的人在博弈互动中会做出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制度机制可以规导人们放弃不道德的选择。例如，市场利益主体在进行“失信”还是“守信”的博弈选择中，如果计算出守信成本远远大于失信成本，就会选择失信。如果社会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制度性约束惩罚，使道德缺失者在失信、守信“博弈”中深切体会缺德失信带来的风险和过高成本，就会规导他们放弃选择失信。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强制性的制度和规矩教育失信者学会选择诚信道德。

  对造假、欺诈、腐败等缺德者不仅要给予刚性的“直接责罚”，还应让其承担“间接责罚”。如可通过建立社会主体的道德资质评估机制，建立道德信誉状况的“黑白名单”记录，使有德者积累道德资质，因道德而享受回报。而道德失信的“记录”由于放大了责罚范围和时间，会加大缺德成本和风险，使无德者对“间接责罚”的后果望而生畏，从而放弃违规和不道德的选择动机。

  扬善必须抑恶，仅靠道德本身力量还无法从根本上杜绝道德缺失和良知淡化的发生。许多国家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气是建立在法规、制度及社会管理基础上的。如对于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行为，许多国家都有具体法律进行相关规制。在美国、加拿大等国，还有《好撒马利亚人法》，是为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无后顾之忧。目前我国在制度机制规导方面还存在一些设计构建的空间，如各种道德问题需要相关具细立法来“扶住”。之前出现的各种“彭宇案”，让当事人做好事寒心之余，也“教育”更多人对扶老人等救助行为的后怕，小悦悦事件引发的社会讨论中，焦点之一就是对“立法”的制度呼唤；也有一些道德失范与社会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密切相关；社会在制度监管方面还存在某些缺陷，监管程序存在的随意化和弹性状态，需进一步刚化和细化。规则制度的刚性如不能完整体现出来，不法分子和无良者就会有投机违规和选择缺德行为的机会和环境。

  除了制度安排，社会管理资源优化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质量安全管理中，就存在多头管理的机制障碍，需进一步理顺理清。对衣食住行这样关乎人生安全的产业，国家应更多建立并更硬性实行重点监管、严格责罚的制度。此外，管理机制规模也存在一定问题，社会道德监管往往成本过大，执行力相对不足，从食品安全到交通秩序以及公共文明领域，都存在管理面太广、成本太大而管不过来的问题。当然，疏于管理等不作为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明显存在。

  立德树人：树德莫如滋

  我们的社会已进入彰显公民主体性的时代，无论是制度自信还是道路和理论自信，最终都要落实于公民对制度、道路和理论的自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离不开公民成熟的政治素质，也离不开公民的社会道德品质。

  孟德斯鸠在谈到国家体制和建设时曾强调：“共和国需要品德”。他描述了一个国家当“品德消逝的时候”，就会弥漫物欲、贪婪、野心和权力的放肆，国家的发展、公民的幸福都不可能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发展目标，提出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理念，这就非常需要具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品德的公民素质力量。它们是三个“倡导”中的核心价值关键词，也是公民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和“立德树人”的任务，可以说，公民品德素质及其地位功能，已在国家发展思路和总体布局中被清楚地凸显出来。多年的公民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建设，已在以德立人方面积累了诸多成效和经验。但“树德莫如滋”，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更多地借鉴他国的“隐性”教育和“实践性”培育方式。如在美国、英国、韩国和新加坡，很注重借助社会力量和公共资源，借助学校、家庭、教堂、社会以及大众传媒等，形成人们观念和习惯的德育环境。一些国家还很重视通过各种社会实践达成效果。教育不仅在课堂和书本上，也在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如美国，通过社会考察、志愿服务、教会义工等方式，使人们在相互感染的同时，也受到自我教育。韩国的价值教育更是明确提出“体会”教育，中学大多开设有志愿服务或实践体会课程，志愿服务有课时要求，实践课程是必修课。这些实践经历在升学和求职时，都会有积极的参照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相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