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外谈改革

——加拿大安大略教育学院院长迈克尔·富兰的教育改革理论

［编前按］近期在加拿大的省级培训班上，感受加拿大的教育。为此特别介绍迈克尔·富兰的理论与实践，以利于我校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屠桂芳

本内容分为三段：用新的理论理解教育改革、用新的理论分析教育改革、用新的理论指导教育改革。

迈克尔·富兰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院长，著名的教育改革专家。他在长期亲临教育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对教育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未来教育改革的发展进行了精辟的理论阐述，为人们认识和理解错综复杂的教育改革开辟了道路。他的教育改革理论日益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相应著作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时逢为庆祝中加建交30周年，中央教科所和安大略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新世纪中加教育改革研究会”，现将他在主要著作《变革的力量 续篇》一书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归纳整理出来，供参考。

一、用新的理论理解教育改革

迈克尔·富兰认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为提高教育质量，最终为使所有的学生得到发展，我们一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然而，改革的目标却总是不能如期实现，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对教育改革中各种变化的力量进行深入地理解和分析，没有看到多元化、冲突和阻力中蕴涵的积极因素，没有在两种看似极其矛盾的事物之间建立起和谐的相互关系。事实上，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没有人们像想的那样直接和简单，提出目标和实现目标并不是一种直线关系。在复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单纯从理论出发的改革政策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然而，快速变化就是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因此，需要我们变幻角度，利用新的理论，重新理解教育改革。

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和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是迈克尔·富兰贯穿全书分析和总结教育改革问题与经验的所谓新的理论。他认为，复杂性理论表明事物因果之间的关系是难以追溯的，变化的呈现是非线性的，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冲突大量存在，而创造性的解决方法恰恰来自各种多样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中。

把复杂性理论运用到类似企业或学校的组织之中，它将告诉我们：（1）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以非线性的反馈环节与他人或其组织建立相互联系的，这种非线性的反馈环节可以在稳定的状态下运行，也可以在不稳定或界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下运行。（2）任何一个组织都具有相互排斥的两种力量。一方面它有能力利用融合、控制和人们趋于安全、稳定、适应环境的愿望来维护组织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它也有能力利用分化、放权和答们追求新异、革新及不安于现状的愿望来使组织处于极度相反的不稳定之中。（3）如果一个组织一味坚持稳定性，它会变得僵化而不善于变革。反之，一味追求不稳定性，则会变得支离破碎。成功只存在于一个组织始终使自己处于稳定和不稳定这两种状态之间。这是一种混沌状态，是一种不断变化、更新和重新组合的成长环境。就如城市中的交通灯：如果没有交通灯，就会出现交通混乱；如果设置太多的交通灯，也会带来交通停滞的问题；而适量的交通灯既保证了有序的行为，也允许司机对突然变化的交通条件作出灵活的选择。所以说，改革成功的关键就是在混沌的边沿时刻作好准备。这也是一种学习和探索的状态。回顾教育改革，以往政策的出发点总是试图在一致性、连续性、统一性和有序性之间取得全面成功，然而，事实上，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真正需要管理者发挥作用的地方是存在差异、争论、冲突、不稳定性、不连续性和无序的地方。

进化理论是一种揭示有生物种进化规律的理论。依据进化理论，迈克尔·富兰特别强调相互联系与合作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的作用。他指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更容易亲近与自己相同的人，和与自己不同的人保持一定距离。然而，如果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建立起广泛理解和学习的桥梁，社会的平等和进步就不能实现。因此，现在需要我们采取不同以往的策略，与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建立起互相关心和联系的纽带。从社会平等和缩小贫富差距的角度讲，为什么经济状况良好的人要关心他人的福利，为什么不要把自己的福利建立在践踏他人福利的基础之上，因为不平等并非只给穷人带来灾难，它将使整个社会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来修补因贫困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和争端，即使对于富人而言，生活在一个潜藏危机的社会中，同样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与人之间，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关系越平等，经济的增长越快。不是财富从富人手中直接流入穷人手中，而是消除了人们取得经济成就的障碍，即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质量才是影响人们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的第一基本要素。

迈克尔·富兰认为，教育可以为促进社会的平等与民主作出贡献，学校有能力而且应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向前发展的动力，这是教育改革的最高目标，即道德目标。可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以学校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却没有发挥这一作用。如何发掘教育所具有的能力？作为开端，发掘这种能力意味着进一步理解学校教育与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关系。尽管教育与民主和平等的关系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民主每恶化一度，特权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鸿沟就加深一步。事实上，教育不仅使民主成为可能，而且使民主成为必需。通过学校教育，不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关心公共事务，而且，培养了他们参与公共事物的愿望和能力。如果从开发资本的角度讲，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学校教育应该同时重视开发两种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社会资本 有利于造就有追求、有技术和意志坚强的社会公民，有利于促进礼貌、热情、公平、信任、合作、建设性的批评态度等道德原则的发展。智力资本 技术社会中必需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所有的学生有能力迎接未来的挑战打好坚实的基础。

迈克尔·富兰特别指出，复杂性理论和进化理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利用这两种理论分析和总结教育改革也不是偶然的。随着我们迈向新世纪，多种矛盾、冲突、甚至危机将不断地凸显出来，而这些理论所体现的、新的、更加开阔的思维方法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社会，也为我们自己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力的、激动人心的指导。汲取这两种理论的精华，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学习、合作与变革的意义。学习，通过进化头脑而维持生存比通过进化形体而维持生存更有意义。我们成为今日世界的主宰也恰恰因为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居功不前。学习永无止境，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也要对那些似乎“已经知识的东西”进行再认识。合作，获取知识的最好途径是在群体中学习。最伟大的进化飞跃总是发生在那些学会了如何共同生活的独立生命形态上。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相处有利于全体进步，在广泛的联系与合作中最容易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曲折发展，各种潜藏的动态进化规则时刻发生作用，没有变化，世界会由僵滞而消亡。变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断学习和发展的转折点，对变化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变化中孕育着发展。

二、用新的理论分析教育改革

利用新的理论，分析和总结当前的教育改革实践，是迈克尔·富兰教育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论述新颖、独到、发人深省。

1．教育的理论和变革的理论相互需要

迈克尔·富兰提出了变革理论（Change Theory）或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的新概念，并认为和教育理论（Education Theory）之间有一个非常细微也非常重要的差别。尽管这一差别不是绝对的，而从理论双方的角度了解这一差别则是有益的。他认为，许多改革者遭遇的困惑就是，虽然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理论和美好的改革设想，但是他们的宝贵观点或建议在教育改革实践中或被忽视，或被曲解。避免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同时拥有两种理论，改革才有可能在一个具体的组织或环境中取得成功。这就是变革理论或行动理论所具有的意义。一方面，它提醒我们在贯彻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或引进成功改革经验的时候，必须重视特定的环境因素，审慎考虑改革的基础，诸如社会、历史、经济、人力资源乃至自然状况等等。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没有一成不变的变革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革理论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是不可知的、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事物的复杂性就在于每一种情境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性，而这些因素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差异，所以也就不能套用单一的模式。

迈克尔·富兰反复说明，改革在一个地方的成功，一方面是好的思想、观点发生了作用，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使这些好的思想、观点可以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的环境，应该说，酝酿改革成功的各种具体条件或因素才是更为重要的。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的开展至少会以一种教育理论为依据，而却很少重视行动理论，即地方的实际条件和相关性。他分析了本世纪早期美国“进步主义时代”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的原因：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越来越激进的进步主义改革得试图无限扩大它的影响，而大量详尽的证据表明，除了一小部分学校和班级，大部分美国学校和实践工作者没有能力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运用和发展这种新的思想和观点。换句话说，进步主义者的教育改革理论由于没有相应的行动理论与之配合，所以遭致失败。迈克尔·富兰也承认，有效的掌握和运用行动理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是，无论怎么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有所重视，那就意味着我们处在了成功改革所要求的游戏规则之中。所以，他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原样照搬或复制改革的理论或经验，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它们，以便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对它们进行再思考和修改。作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改革“消费者”，要知道，除了自己，谁也无法帮助你真正解决实际面临的改革问题。

2．冲突和多样化是我们的朋友

迈克尔·富兰用乐观和理性的态度看待冲突、多样化、阻力等等这样一类人们一般情况下宁愿躲避的问题。他说，问题常常是我们的朋友，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冲突和多样化更是我们的朋友。如果冲突各方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创造性就有可能蕴涵在这种冲突之中，冲突就是“创造性火花的碰撞”。他用许多成功企业的经验印证这一结论：老企业对一些超乎常规的行为都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在具有不同背景、观念和动机的多样化的个体之间达成默契，是这些企业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如果一味要求员工遵守共同的规则和观念，就有可能意味着舍弃了许多包含在冲突中的原始创造因素。这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促进伦理、文化、不同性别以及其他因素相互包容与合作的组织，一定是建立在多样化的源泉基础之上的。当然，多样化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意义在于多样化之间的合作，合作就意味着有冲突产生。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文化与文化之间，趋同避免了分歧，但彼此也缺少了兴趣；趋异潜藏冲突，但也饱含突破的种子。从这个角度讲，阻力也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往往是那些具有抵触或反抗情绪的人会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会为那些认为是好的东西据理力争，他们或许看到了我们不曾看到的细节问题，他们或许发现了我们不曾梦想过的解决办法。因此，尊重那些你希望他们保持沉默的人是一个好的经验。

迈克尔·富兰指出，尽管，现实中我们更愿意与认同自己的人交往，过多地听从他们的意见，但是，这不是一个好的学习策略。从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往往会比从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那里多得多。相应地，与自己观点相近的改革者探讨改革问题，也是一种短视的作法，因为他们彼此很少能够对对方产生实质的影响，甚至加深了彼此间的距离，直至无法相互沟通。换句话说，如果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及早吸收各方意见，远比回避冲突直到后来因为无法解决而不得不面对要好得多。以复杂性理论的观点看，如果我们回避分歧和冲突，虽然享受了表面的平静和顺利，但最终要付出残酷的代价，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学会与各种类型的人相互沟通与合作，甚至是自己不喜欢人的，学会倾听不同声音，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达成新的一致性，这是生活在未来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必须具备的新能力。

3．改革的成功离不开知识创新

迈克尔·富兰认为，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学习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但是，目前它还不是，更多情况下是一个受官僚政治左右的组织（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应付各个方面的改革要求，改革的过程变得沉重、琐碎、没有连续性。以前的改革政策还没有得到充分实施，又面临新的改革方案，问题就在眼前，而解决的方法却没有针对性。由于不加分辨地吸收每一种改革方案，而使学校的情况变得更糟，最后成为“对诞树学校”（Christmas Tree Schools）��环绕学校的改革方案像圣延树的饰物一样多、一样五花八门。虽然，偶然的来访者会对这类学校生产好感，但是，对于教师来说，他们会感到茫然，不知从何处入手真正改进学校的质量。当我们把学校看作一个学习组织的时候，改革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就是知识创新的过程。所谓知识创新，不是指具体获得的东西，而是指一种激发和学习新思路、新观点的能力。他认为，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在于精良的制造技术和优秀的人力资源，还在于企业整体的知识创新能力，即创造新知识、传播新知识、在产品、服务和制度上体现新知识的能力。在这里，他认同区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做法：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是非常个性化的，难以形成统一的格式，深藏于个体的行为、经验、理想、价值观和情感之中；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是知识中可以交流和共享的部分。

迈克尔·富兰也认为，知识通常是隐性的，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渗透和转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明确事物意义的过程。对于教育改革而言，“圣诞树学校”的出现，就在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尽管就政策本身而言无可挑剔，它们符合逻辑，富有分析，集中了显性知识，但是，它们没有和每一个个体学校取得一致联系，没有真正渗透到个体学校的计划、价值观、知识、经验和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没有转化成个体学校真正认同和采纳的新知识。换句话说，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策略（没有吸收隐性知识的策略）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策略（尽管具有隐性知识，却没有转化成有用的、相互认同和采纳的策略）都是存在不足的。在这两种知识的转化过程中，即在实施教育改革政策的过程中，中层管理者、特别是校长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必须在协调外部和内部各种因素中发挥积极的、综合者的作用。

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那些最有效益的学校里，校长都能直到帮助教师解决分歧、加强联系、注重计划之间连续性的作用。他说，事实上，已经取得成功的学校并不是那些改革最多的学校，也不是派遣教师参加培训、观摩次数最多的学校，它们是有目的地开展学习活动最多的学校，是最具有综合知识能力的学校。在所开展的全部学习活动中，甚至是那些鼓励多样化的活动，从不忘记创造机会强化改革目标的一致性。这些学校在考虑实施新政策的可能性时，不仅注重每一个机会的价值，而且注重新政策与学校现行计划的关连性，因此，它们不是“圣诞树学校”。

三、用新的理论指导教育改革

利用新的理论理解教育，分析教育改革，进而指导教育改革构成了迈克尔·富兰教育改革理论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他对未来教育改革的指导既重视理论的阐述，又重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既重视学校组织内部的能力建设，又重视学校与学区、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之间的双向联系和影响。他的论述、建议、结论深入浅出，易于在广泛的教育改革实践中参考和借鉴。

1．加强学校组织内部的合作

迈克尔·富兰认为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希望在于学校，而合作是学校首先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所以，他把取得成功的学校称为合作的学校（Collaborative Schools），与合作学校意义等同的就是“专业学习团体”（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munities）。而且，他认为后一个称谓更有普遍性，因为许多关于学校改革的研究，都发现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与教师专业学习团体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那些比其他学校做得更好的学校，都有一个高水平的教师专业团体。

通过引用如下两个关于学校改革的研究报告，迈克尔·富兰旨在揭示学校成功的内在机制为什么在于教师，以及教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报告一：在这些学校里，教师明确的追求目标就是为提高全体学生的学习水平而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全体教师通力合作，共同承担责任；由于教师形成的教学氛围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水平，所以，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成绩。

*报告二：这些学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有强大的社会力量，教师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以及学校和地方社区之间都存在着相互支持的关系。教师充满紧迫感和活力 我们能够为学生带来变化，而且，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些学校使教师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互动得到保障，当他们为学校的改进献计献策时，可以通过合作在教学中试行这些新的建议。教师之间交流思想和经验的渠道越通畅，他们的共同责任感就越强烈。

迈克尔·富兰指出，校长和教师之间的有效沟通是合作学校产生的前提。在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里，即使是个体学校，改革的过程同样是曲折的，因此，作为校长，只有首先理解复杂时代合作的内涵及其意义，才有可能真正加强自己组织内部的合作。

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扶持多样化就是复杂时代合作的基本特征之一 。他说，与人们想像的情况相反，组织内部的有效合作不是以观点相似为基础的，多样化才具有价值，因为人们彼此之间可以获得不同观点，并凭借这些观点去认识问题的复杂性。在相互信任和尊重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真实的交流，不是相互压制，而是激发和被激发，向他人学习并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他人，改变自己同时也影响他人。作为校长，如果理解也在自己的组织内部保护多样化的意义，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学校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活力的集体。

重视知识创新是复杂时代合作的又一个基本特征。他认为，在那些成功的学校里，知识创新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知识的转化包括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也包括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当教师在学校里坐在一起研究学生学习情况的时候，当他们把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进一步的教学改进联系起来的时候，当他们从同事中和其他外部优秀经验中获得新的观点并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的时候，他们就是处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知识创新的过程中。作为校长，必须重视这一点，知识、技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广都是必要的。

一致性和开放性有机结合也是复杂时代合作的基本特征之一。学校改革目标的一致性与开放性并不矛盾，自鸣得意、不思进取就意味着不能长久保持成功。在快速变革的环境下，教师思想观念的变化、人员的变化、新的威胁和机遇的涌人，都有可能对学校的改革目标产生影响，所以，作为校长，必须懂得改革的成功来自坚持不懈的努力。

2．建立学校与外部世界的双行互惠渠道

迈克尔·富兰指出，树立内外双行互惠（Reciprocity of Tow—way Street of Inside--Outside）的思想，比通常我们所说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观点更有指导意义。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仅有学校组织内部的完善不足以应付各种复杂的挑战。现实中，大多数学校没有寻求建立外部联系的习惯，独立的政策和规定，僵化的等级管理，使大多数学校把自己与外部环境隔绝开来。可是，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换句话说，不受外部因素牵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相互联系才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合作学校成功的经验一致表明，这些学校在改进过程中始终注意吸收来自外部环境的要求。一方面，它们积极调动家长和社区的力量，不仅坚持注重加强家长对学校及其子女教育的参与性，而且注重加强与地方社区相互联系的纽带。随着这些人际交往的扩大并且成为制度化的时候，学校和所在社区之间相互关系的质量也随之发生变化。更大的信任和相互支撑成为这种关系的明显特征。相比之下，那些不主动调动各方面力量的学校或许更加疏远与周围的关系，那些能够辅助学校改进的丰富社区资源因此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合作学校习惯于接近新观点。它们总是处在一个整体的学习过程中，对外部环境保持开放的态度，积极寻求新的观点，并尝试这些新观点对学校产生不同的影响。相比之下，那些不主动调动各个方面社会力量的学校，在这方面则显得更为消极。它们很少自觉地寻求新的信息，更多地只是注意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这些学校的教师是封闭的、孤立的，趋向于重复传统的教学实践。

学校主动出击，与外部世界建立互惠关系是迈克尔·富兰内外双行互惠渠道上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站在地方学区或更高一级教育管理部门的立场上，如何与学校建立互惠关系。利用新的理论，迈克尔·富兰一再强调在教育管理中，应该重视在太多的条件限制和太少的条件限制之间取得平衡。就学校与学区或教育管理部门的关系而言，如果后者一味企图控制前者，强加太多的政策、规定，反过来说，如果前者一味试图忽略制度或政策，摆脱必要的条件限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因此，他认为，双行互惠的思想应该成为联系学校与行政管理部门的桥梁。在这方面已有的成功经验是：政策的制订有利于支持权力下放，有利于增强学校自身能力建设，有利于鼓励改革和创新，坚持严格的督导和评价，但是，督导和评价不是控制学校的手段。

迈克尔·富兰特别说明，内外合作不是外在的，而是共生的。为了维持生存，我们需要了解外部环境（他人或组织），而外部环境也需要了解我们。我们和外部环境的联系越多，能够发现、学习和获得的东西也就越多。我们对内外双行互惠的思想认识得越深刻，我们和更大社会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在未来日益复杂的社会中，必须重视珍惜这种互惠互利的双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