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说：“在德国历史悬崖边，面对百万受害者所铸成的历史沉疴，我只是做了一个人在语言失效时该做的事。”他以一己之力拯救德意志民族于历史悬崖边。图为德国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健康成长。（资料图片）

   近日，日本安倍政府要把“侵略”、“南京大屠杀”等从历史教科书中抹去。日本历史教科书可谓一改再改，而真相渐行渐远。日本初中生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的遗忘和无知，令世界深为担忧。与此相反的是，同为“二战”战败国，德国却以史为鉴，重视反思教育，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归因而言，一个国家个体的成长、代际的传承和民族的命运，离不开客观、正确的教育。为此，本报组织稿件探讨德国的成长之路，并希望从教育角度向世界发出强音，提醒日本安倍政府尊重历史，善待教育。——编者

    ■俞可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既然有橘枳之变，教育设问：成长模式可否迁移，甚而洲际？

    日本：有一位“二战”战犯

    1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修订《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具体实施则从2016年4月起在初中社会科、2017年4月起在高中的地理历史和公民科目开始。1月28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正式通告各地教育委员会。该书是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内容和指导教科书出版的纲领性文件。此次修订明确写入“钓鱼岛和竹岛是我国固有领土”，且要求近现代史记载必须尊重政府立场，比如顾及自民党提出的“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记载有失偏颇”，对“违反日本爱国心教育”的教科书拒绝予以批准发行。

    “爱国心教育”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教育敕语》的核心概念，展现对殖民与天皇的愚忠。正是出于“爱国心”，日本对本国“二战”期间法西斯外侵暴行的反思往往被视作“自虐史观”，以致日本民众常年沉湎于虚假的历史记忆之中并聊以自慰。2006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行推出1947年版《教育基本法》的修正案，“爱国心教育”得以复活，其意图与安倍晋三“拜鬼”、日本政权右倾、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出台、自民党的修宪闹剧以及该党删除《2014活动方针》中的“发誓不再战”并延续“参拜靖国神社”如出一辙，皆为对国际共识的倒行逆施。

    “爱国心”之培育，首推学校教育。社会科学把个体成长视作一场终身的社会化历程，家庭堪当人生第一社会化机构。社会化被理解为个体在与环境交互中形塑个性的过程，可在众多维度上展开，如道德、情感、智力、语言、性别、政治等，但一概始于家庭。按照艾里克·艾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社会化每一阶段均遇到重要影响人物。

    安倍晋三的政治观念与行为乃其政治社会化之产物。安倍晋三大肆宣扬“政治DNA”遗传自其外祖父岸信介，且公然以外祖父为荣。1月16日，我国外交部在“9·18”历史博物馆向外国记者展示了岸信介的罪证。身为东条英机副手的岸信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性为甲级战犯，后借朝鲜战争突发之机侥幸逃脱法律制裁，以日本极右势力代表人物的身份官至首相。显然，岸信介是安倍晋三政治社会化的第一重要影响人物。

    德国：有一位“一战”败兵

    就在安倍晋三“拜鬼”之际，德国高调纪念威利·勃兰特百年诞辰。极度巧合，这位德国前总理政治社会化的第一重要影响人物亦为外祖父，但这仅为形似。

    勃兰特的真实姓名为赫尔伯特·弗拉姆，1913年12月18日诞生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港口城市吕贝克，没有父亲，也不知道父亲是谁，“父亲”甚至成为家庭禁忌，弗拉姆是母亲的姓氏。单身母亲终日为生计奔波，小弗拉姆只得与其他工人子弟为伍，日夜游荡于其所居住的工人聚居区。“无家可归的童年”，这是勃兰特自传中取的章名，也是他童年的真实写照。

    1918年，弗拉姆尚处懵懂之年，外祖父悻悻从“一战”战场返乡。自那以后，这位败兵便顶替父亲角色，在小弗拉姆的高中毕业证书上，“父亲”一栏填写的竟是外祖父的名字。老弗拉姆复员后务农并转而成为一名技术工人。他积极追随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小弗拉姆耳濡目染。8岁那年，老弗拉姆单位爆发罢工，小弗拉姆巧遇厂长，厂长问家中食物是否充沛，小弗拉姆迟疑片刻，厂长随即购买两只面包。当小弗拉姆欢天喜地地抱着两只面包回家，老弗拉姆却责令退回，绝不可食嗟来之食。“我们需要的是权利而非施舍！”这一课，小弗拉姆铭记终生并逐渐醒悟，权利与和平皆需力争。

    在外祖父潜移默化之下，小弗拉姆因超常的政治禀赋被冠以“政治家”的外号，16岁便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年后却与该党决裂，因为他已捕捉到暗流涌动的纳粹势力，而社会民主党缺乏抵抗纳粹的决心。旋即，他加盟社会主义工人党，致力于团结德国左翼力量齐心阻截纳粹。1933年，纳粹掠取政权，小弗拉姆性命岌岌可危，被迫流亡北欧。临行前，老弗拉姆塞给这位外孙100马克。此别竟成永诀。1935年，老弗拉姆不堪纳粹暴政而自尽。对小弗拉姆，战争如此刻骨铭心，毅然决然更其名以明其志：弗拉姆归属战争，勃兰特喻示和平。“二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舞台上活跃着一位朝气蓬勃且斗志昂扬的战士，名叫勃兰特。

    世界：有一座人类和平丰碑

    勃兰特出任德国总理仅5年，因下属涉嫌间谍案而黯然辞职，彪炳史册是因为他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反法西斯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勃兰特此举不仅使他荣登当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且鉴于“为欧洲和平创设前提”而问鼎翌年诺贝尔和平奖，甚而被誉为“欧洲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之举”，直接推动了德意志民族回归世界大家庭，为人类的反思精神与忏悔文化树立了标杆。

    然而，勃兰特为和平展开的破冰之旅荆棘丛生。在国内，勃兰特的华沙下跪屡遭非议。德国《明镜周刊》即时民意调查显示，48%的联邦德国公民视此举离谱，41%表示认可，11%不作表态。在野的保守党公然抵制勃兰特推行和解政策，舆论甚至无端揣度此举为作秀，甚而视此举为卖国行径。当诺贝尔和平奖喜讯不期而至，勃兰特竟然遭遇议会不信任表决。当时的德国，反思“二战”便是一种自惭形秽，一种自取其辱，一种自绝自戮。其实，勃兰特亲眼目睹过战后德国政府要职乃至总理宝座被昔日纳粹党徒把持。

    “在德国历史悬崖边，面对百万受害者所铸成的历史沉疴，我只是做了一个人在语言失效时该做的事。”在回忆录中，勃兰特如此写道。他以一己之力拯救德意志民族于历史悬崖边，由此，今日德国得以拥有国际亲和力。在去世前夕，勃兰特回顾一生慨然道出：“为获取更多自由与更多公正而努力，这些自幼所受的影响无法被割舍。”虽然在德国不会再出现形式上的屈膝，但每位德国人内心都在向历史屈膝。勃兰特的人生勾勒出一幅德意志式成长画卷。

    德日两国政府首脑政治社会化的第一重要影响人物同为外祖父，且皆为世界大战败兵，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重要影响人物可以把控个体的成长、代际的传承、民族的命运。拯救日本大和民族于历史悬崖边，亟待遏制的不仅仅是“爱国心教育”在学校课堂的肆意妄行，更有“爱国心教育”在千家万户的为所欲为。2月3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只要首相决断就可建立国立追悼设施》一语中的：“不学历史者，会被历史报复。”就学习历史而言，中日双方皆需尽心尽责：一方面，日本人历来对德国文化顶礼膜拜，效仿德意志式成长并不存有文化抵触；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应全力探究德意志式成长，以便为日本传经送宝，毕竟中国有义务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提供教育救助。（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