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自由成为每所学校的承诺
我在山东临淄参加学术活动时，曾去过复原的稷下学宫，仍能看到青砖黑瓦、赭墙朱梁，但学术气息已荡然无存，只有市场经济的味道。稷下学官与雅典学院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地名命名，创办时间接近，运行方式也相似，如今也都是旅游胜地，只是不知道雅典学院是否有如此浓厚的商业气息。
市场经济以无形的手调节着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时下，学校里流行以家长满意度代替“追寻真理，仰望星空”，以“市场投入和回报”的思维计算教育科研的价值，造成教育越来越重“量”轻“质”，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显性回报轻隐性发展。
总之，教育越来越像服务业，学校越来越像快餐店。市场经济的思维，一方面优化着教育，另一方面也侵蚀着教育。现实中。世俗功利的枷锁往往使得教育难以超越现实，而超越现实、面向未来恰恰是教育重要的使命，因为教育是一项为了明天的事业。如何实现超越？
稷下学宫就是一个典范。
稷下学宫有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允许不担任职务而谈论国家大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能公开谈论国家大事，实际上也就是什么都可以谈了；二是不从事国家、地方的行政管理事务，但可以公开议论；三是既没有官职也没有进言的责任。此所谓“不任职而论国事”， “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
这三条基本原则使得稷下学宫的学者及其门徒有了真正的自由，使得价值多元论有了生长的空间。人所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有时甚至是互不相容的。各种威权控制型组织的重要特征是：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一特征，导致了一个组织中只有个别人掌握“真理”，导致了专制的学校管理。价值多元论是自由之源。
在自由的引领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儒、道、名、法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齐聚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等话题展开讨论，激烈碰撞而又相互融合，从而共同发展。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
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一所真正的好学校，并被许多学者冠名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这样的热闹场景，曾经在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出现过，因此，人们常常怀念过去的北大。无论是遥远的稷下，还是曾经的北大，多元价值论下的自由都是其核心精神。
出于招致贤人、治国安邦的目的，稷下学宫对所有学者均来之不拒，各家各派都可以在稷下设坛讲学。齐国国君对不同派别的学者一律平等相待，不以己之好恶横加抑扬，或以一家为标准统一各家。对他们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选择有利于齐国者而用之，这客观上使得各学派在平等的竞争中得到了发展。
稷下学者没有官职，自然不用臣服于王侯将相，反而彼此以师友相待。他们的议论自由受到制度化的保障，因此，能在学术和政治领域纵横思想，无所顾忌。这客观上造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在价值多元的视野下，平等与独立又构成了自由的两大要义。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也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人有自己做与不做的自由，但无权剥夺别人做与不做的自由。这是对平等与独立的责权式解读。
考察当前的学校文化，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自由观念并没有在大多数学校里形成，所以大多数学校也无法避免现实功利。应试教育大行其道，奥数培训屡禁不止，验收评价形式主义，肆意违规大有人在……为什么？功利使然，控制使然。
自由理念蕴涵自由管理，自由管理缔造自由学校。稷下学官就是一所朴素的自由学校，它有以下基本运作方式：
一是实行“学科领衔人”负责制。整个学校由祭酒主持，祭酒是由官府依据其学术声望与影响力聘任的，由儒、道、名、法等各学派稷下先生担任“学科领衔人”。弟子由“学科领衔人”负责招收，官府一般不参与，只负责学术评估。评估合格的，授予“上卿”、“上大夫”等不同的荣誉；评估不合格的，得不到称号和生活补贴，由老师负责弟子的生活。
二是开放式管理。各“学科领衔人”既可以私下给弟子授课，也可以公开论道，学官定期举办稷下论坛，自由听讲，大兴辩论。稷下学官主张“师从自由”，学生有选择老师的自由，也有选择课程的自由。因此，没有威望与影响力的“学科领衔人”往往弟子很少且生源较差。
三是制定了《弟子职》。这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教学到课后修习，从尊敬师长到个人修养，等等，都规定了学生必须注意的事项，从而保障真正的自由教育生活而不是纯粹的自由生活。
今天的学校管理，是否可以借鉴其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呢？我看可以。在组织架构上，可以实行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在课程与教学方面，可以在部分学科中实行选课择师制度；在学习制度方面，可以形成一些颇有特色的学校或班级公约；等等。
当然，真正的自由，既以自由为手段，也以自由为目的。稷下学宫只是以自由为手段，并非以自由为目的。因此，稷下学宫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把自由作为现代学校发展的首要目标，即让每个人拥有按其价值标准去生活的机会和能力。
稷下学官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自由，才能保持教育的丰富性与创造性，只有自由，才能实现教育与文化的超越。为此，我们有必要呼吁---让自由成为每所学校的承诺！
严格是一种期待
自由是有其内在规则的。儒家也追求“从心所欲而不矩”的自由境界，如何通往自由？他们是以善为基本规则的，强调三点：一是人性向善，二是择善固执，三是止于至善。对于规则的守护，儒家是很严格的，这种严格是一种善的期待。人间广为流传的孟子的成长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
孟母懂得胎教，她怀孕的时候，做到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孟子在很小的时候，非常好奇地问母亲邻居为什么要杀猪，孟母说：“给你吃啊。”但说完就后悔了，因为孟母认为孟子刚刚懂事就欺骗他，这不是在教他不讲信用吗？于是，孟母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
孟母的严格首先表现为对守信守礼的期待。没有这种期待的严格，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严格。
孟子年少时和母亲居住在墓地附近，孟子跟一些小孩学了一些跪拜、哭丧的仪式。孟母不高兴了，觉得有失斯文，从而带着孟子到市集附近居住。于是孟子学起了商人做生意和杀猪宰羊之事。孟母怕孩子染上锱铢必较的市侩习性，又搬到学校附近去住。孟子学着这里的人揖让进退，演习礼仪，孟母七上八下的心总算踏实下来了。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母的严格其次表现为对学习环境的挑剔，这或许是最为重要的。严就要严在环境建构上，这对今天的教育也有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学校，无论是对物理环境还是文化环境，我们是否都有清晰期待、明确规划，是否进行了精致化的建构？恐怕很多教师、家 长或学校在方向上出了错，所以越严格问题越严重。
还有一次，孟子在家背书，背着背着就停了下来，当时孟母正在织布，就问道：“你为什么停下来？”孟子漫不经心地说：“我忘了。” 孟母听了十分恼火，用剪刀剪断了织的布，并对孟子说：“以后你读书读到一半停下来，我就把布剪断！”孟子听了非常惭愧。孟母通过断织来教育孩子不能荒废学业。
严格的教育不是家长或老师随意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不是多挑刺、多否定，更不是棍棒之下的教育。严格的教育是一种严肃的暗示，震颤心灵的教育。严格的教育还是一种理性的教育。
有一次，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伸开两腿坐着。孟子推门而入，认为妻子坐姿不雅，有失礼节，执意休妻。孟母说，你在别人居家很轻松、很悠闲的时候，像检查内务一样跑进去，自己没有遵守“将上堂，声必扬”的礼法，怎么能怪妻子呢？孟子认识到自己有错，打消了休妻的念头。
理性是严格教育的标志。缺乏理性的严格教育是危险的教育。理性也是基于时代不断发展的。在以人性化、市场经济与信息时代为主题词的今天，“孟母三迁”等举动当然值得商榷。但这并不说明严格没有必要，而是说严格要更趋于理性。例如，不一定非要躲进纯净的“象牙塔”里学习，但是必须严格地培养学生甄别是非、合理选择的能力，因为严格是一种期待。
当然，从理性的角度看，真正的自由不是以善为规则，而是以确保每个人的自由本身为规则的。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成长，在今天看来，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