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纪实（中篇）

　　教师把课堂这个舞台让给学生，课堂教学呈现出多种形式。

　　在平等的校园里，学生与校长、教师也是平等的关系。图为学生与校长击掌相庆。

　　教学楼里为学生开辟出讨论区、休闲区等公共空间，让学生随处可以交流、讨论。

　　十一学校承袭多年的“行规”被逐一打破——教师从“警察”、“看守”、“门岗”的角色中退出来，开始找回教书育人的感觉；开发出各种课程“产品”，把课堂还给学生；改革管理和评价方式，唤醒学生的内动力，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如果不改革，丝毫不影响北京十一学校的名校地位——这所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学校，底蕴丰厚、名师辈出、设施一流，而且高考成绩也在北京市名列前茅。如果学校沿这条路走下去，一切都会平稳而顺畅。

　　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后，十一学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学校，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学校，承担创新育人模式的重任。

　　怎么改？十一学校很清楚，各级领导、兄弟学校、师生家长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学校深知，要打破学校承袭多年的“行规”，按照新方向走下去，非得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况且，前面没有任何成功模式可以借鉴，难！

　　行政退两步，教育进一步

　　物理教师于振丽成为取消行政班之后的第一个学部主任。

　　她回忆说，高一开学一个多月后，班主任就纷纷找她反映问题：“学生上的课都不一样，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岂不是放羊了！”因为找不着学生，担任班主任多年的霍轶老师哭着跑出校园。

　　经过协商，年级组决定采取导师和班主任并行的双轨制，所有任课教师每人指导十几个学生，将大一统的管理变为零散的指导。

　　但好景不长，“官司”又打到于振丽那里。有班主任反映：“两种角色职责不清，有些事不知该谁管。”导师也来诉苦：“学生总在原来班主任的教室里扎堆，你让我指导谁去？”

　　担任多年班主任的侯敏华老师告诉记者：“那段时间累并痛苦着，老师们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出现漏洞，于是，导师和班主任都伸出了手，管得更多了。”

　　把孩子重新护在羽翼底下，显然不符合十一学校改革的初衷。但于振丽知道，学校变革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需要把握火候。于是，她按兵不动。

　　果然，在不久后的一次年级会上，双方在职责划分上再次争执起来。有人问了一句：“能不能不要班主任了？”没想到，竟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当于振丽把教师们的意见告诉校长李希贵时，李希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他的总体设计中，取消行政班是早晚的事。

　　以行政班为主体的班级授课制自进入中国10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种组织形式始终无法摆脱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教师就像是学生的“官”，传递和执行学校的指示，实施强制性的管理，努力让学生的言行整齐划一。

　　十一学校的改革者清楚，只有打破行政班、改变班级授课制的状态，才能够让师生关系更加平等，让师生都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让改革更好地朝着目标去。只是他们没想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呼声，在改革的实践中来得这么快。

　　就这样，改革试点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行政班和班主任第一次退出十一学校的历史舞台，所有教师的新身份是没有管理权、只负责“生涯规划、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的导师。

　　取消了班主任这道门岗，教师和学生都轻松了许多。如果改革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十一学校是这样的：每位任课教师管着十几个学生，定期把他们叫到一起开会、谈心、辅导学习，甚至周末带着外出参观，学生不再是某某班的学生，而是某某导师的学生。

　　“导师不是这样当的。”思维敏锐的侯敏华又一次在年级里“开炮”。在一次导师交流会上，她对导师们争相给学生开会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把导师当成小班主任，这改革就走回了老路”。

　　“那你说怎么办？不开会怎么教育学生？”一位教师反问。

　　“取消行政班，不要班主任，不就是为了给学生一些自由吗？把他们的一举一动全方位置于我们的监管之下，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放心？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侯敏华寸步不让。

　　这次争论迫使学校下了最后的决心——取消固定导师。每个学生可以找任何教师指导自己，同时全年级有6位教师兼任咨询师，“问题学生”交由教育顾问处理。年级日常管理事务则以自习管理项目组、课程管理项目组、诊断与评价项目组、小学段项目组、学生管理学院等面孔出现，学生解决不同的问题可以去找不同的教师。

　　宣布取消固定导师那天，是在高一下学期开学的大会上。于振丽不放心，特意让几个年轻教师坐到学生中间留神反应。对这种自由的管理方式，学生接受度之高出人意料。一个学生说：“不就是取消导师嘛，挺好的呀，于老师为什么还解释这么半天。”

　　现在的十一学校，学生管理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比如期末评语，学生愿意让哪个老师写，就可以选哪个老师；小学段自习，学生可以提前在网上选择自己信任的老师，请他负责指导规划。

　　“人人都是班主任，但又不像过去那样把学生看住、管死；一切都是自由的，但一切又都有规则可循。”于振丽概括说，正是这样的特点，让她曾经担心的“乱”没有出现。

　　教师从“警察”、“看守”、“门岗”的角色中退出来，开始找回了教书育人的感觉。曾经的班主任杨文学现在是教育顾问，他说：“过去，我们往往用行政和管理代替教育，把学生的行为管好，把班带好，至于学生内心什么样并不知道。现在，行政退后，教育的力量才开始显现。”

　　当课程成为产品，教育成为服务

　　十一学校认为，课程是学校的核心产品。而课程“产品”的开发，被视为这次育人模式改革的关键。

　　2011年暑假，十一学校上百名教师封闭起来，开始对课程进行全面改造。老师们最初“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于是，这项庞大的工程在争论中拉开了序幕。

　　“吵得最多的一个是怎么分层，再一个就是不考的内容讲不讲。”数学学科主任杨文学负责统筹各年级数学课程开发，当时许多教师还没有从原来的模式中走出来。

　　杨文学自己也清楚地记得，前些年各地就曾流行过一阵分层教学，但到最后都走不下去了。“究其原因，当时只是按照学生成绩分层，讲课内容、方法、评价手段都不变，自然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这次，十一学校从源头开始，把学生按照今后的专业方向大致划分为人文与社会方向、工程与经济学方向、数理方向、出国方向等，并根据不同方向对学科知识能力的要求设计课程。

　　比如，数学I针对的是人文与社会方向的学生，达到文科高考难度，注重基础落实；数学II和数学III分别针对的是三年制和四年制高中将来可能选择工程与经济学方向的学生，难度对应的是理科高考；数学IV和数学V分别针对两种学制中酷爱数学、将来希望在数理方面继续深造的学生，学习内容大幅扩充。

　　此外，数学还向上延伸出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大学先修课程，向下延伸出援助课程，让所有学生都能找到与自己的能力和需求相适应的课程，都能学有所获。

　　教授数学V课程的潘国双老师说，他教的是学校里最有数学天赋和兴趣的一群学生，虽然能力水平差不多，但学生的兴趣点并不一样，于是他又尝试把学生分为5A、5B两层，12个人一组，由两位老师逐一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

　　“宽松自由的校园里，靠什么把学生‘拴’在学习上？就是为学生成长服务的课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文件里把教育视为服务业，这曾让李希贵纠结不已。“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怎么就成了服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意识到：在传统模式下，课程是工具，我们用它把不一样的学生加工成一样的“产品”；当教育成为服务的时候，学生成了“服务对象”，课程才是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开发的“产品”。

　　生物教师王爱丽告诉记者：“现在每一门课程都不再是分数的垫脚石，而是为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自己打开的一个窗口。”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探索精神、好奇心等长期失落的课程目标重新被找了回来。

　　课程从未像今天这样，彰显出它的价值。但是，带给教师的挑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十一学校的教师精英荟萃，在多年教学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经验，改变谈何容易？

　　“这课没法教。”课改之初，英语组的教师直接向学科主任侯敏华发难。一向讲话率直的侯敏华这次却出奇地理解：“过去，教完单词、语法，让学生做练习题，然后告诉他为什么选A，为什么选B，这个很简单。现在，一个单元7篇文章，要把阅读当作学生终生技能来教，确实很有挑战。”

　　不过理解归理解，还是得想办法。那段时间，侯敏华每周一次带着全年级英语教师集体备课，每个月还拿出一个晚上，与5个新教师聊下一个单元的能力设计。侯敏华告诉记者，作为学科主任，她还有一个“杀手锏”——如果谁出的试卷还是以前那种ABCD的选择题，她可以不予通过。

　　33岁就成为特级教师，连续多年赢得学生百分之百满意，这样的教师也要改吗？当学校提出“教师把课堂这个舞台让给学生”时，王春易这位视讲台为生活全部的教师“伤心极了”。

　　眼见着学生讨论问题时大眼瞪小眼，读个书要花半节课，读完了又不会做笔记，还有学生和家长质疑“老师怎么不讲课”，王春易心里直冒火，“真想把他们重新揽进怀里，把知识喂给学生，那样既简单又高效。”

　　“是什么力量支撑你走下去的？”

　　“是学生的改变。”王春易说。“课堂开始有活力了，学生兴奋了，眼睛有光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了。”现在，王春易对于一堂好课的理解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她的课堂上，甚至会出现一组学生做实验，一组学生看书，一组学生接受老师指导的奇特景象。“活动切合学生的需要，每个人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这景象太美了。”

唤醒学生为自己成长负责的内动力

　　习以为常的高压突然消失，让学生有些“失重”。

　　行政班取消、自主选课，每个学期期中还有两周的小学段，教师一点课不讲，完全交由学生自主学习。这些事情，光是听听就足以令孩子们激动半晌，但是激动过后，不少人陷入迷茫。

　　“毫不夸张地说，我一开始是用脚指头选的课，结果碰得头破血流。”陈天泽在高一开学前拿到了一本课程手册，看着300多门课眼花缭乱。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徐子晗在高一的时候一下子报了好几个社团，把自己忙得团团转。

　　“把小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让问题充分暴露。”教师们反映，学生嗓门大了，似乎不懂礼貌了，甚至在学科教室里都垃圾乱扔。

　　“现在迷茫总比到大学再迷茫的代价小，现在自我释放总比走上社会以后肆无忌惮强。”教师们心里清楚，十一学校决不可能用退回去的方式回避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路只有一条，就是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每学年4次的社会职业考察课，是学生定位成长方向的契机。学校把从业人员最多的30多个行业作为重点，每个单位由一名教师担任考察顾问，带领学生进行体验、考察。

　　果珈亦的心中有一个公益梦，于是她报名参加了中国慈善基金会的职业考察，回来后在职业考察指导教师王志娟的指导下，建立了十一慈善基金会，策划了拜访孤儿院、慈善舞会等很多活动。

　　任小玮希望以后能成为顶级建筑师，在进行职业考察后，他了解到建筑师离不开数学和绘画等专业技能，从那以后，他开始钻研数学，又重新捡起了搁置两年的画笔，冲刺自己曾认为不可能达到的技能。

　　在十一学校的各个显要位置，都设立了校园平面图，同时提示学生现在所在的位置。不仅明确“我要到哪里去”，还得知道“我现在在哪里”。这样的路标，隐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如果说借助各种机会和平台能让学生知道“我要到哪里去”，那么帮学生认清“我现在在哪里”，依靠的是评价和诊断。

　　在十一学校，学生做什么都会反映在评价上。一堂课的表现如何，教师会在课后进行过程性评价。小学段自习，学校会根据学生自主规划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价。

　　教导处副主任刘丽云受命创建学生自主管理学院，把日常事务开发成系列管理课程。学校公布岗位招聘，学生自主选择。担任图书管理员、资产管理员、教室安全员等，学生都会获得课程项目组的评价和学分认定。

　　现在，一个学期结束，学生拿到手的不再是几个枯燥的分数，而是一份包含了历次测验分数走势、所处分数段、文字分析、综合实践评价以及下一步改进建议的诊断报告。

　　诊断的目的是给学生修正的机会。比如，小学段之后，学生可以对自己选择的课程进行调整。廖丽娜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初中的孩子为了换一门课，可以去征求家长的意见，从不同同学那里收集信息，再找任课老师谈话，“用脚指头选课”的事越来越少了。

　　“也许失去班级的庇护，曾让我们短暂地失落。”高一学生陈思捷将走班以后的同学关系形容为“点头之交”。但是，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校园里到处都可以遇到“点头微笑”的同学，这让他在校园里重新找到了归属感。

　　十一学校致力于为学生创造各种同伴交往的机会，组建社团、举办活动、开辟学生休闲区，“点头之交”里渐渐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运动会，这个最依赖班级的集体活动，现在变成了延续两个月的体育季。“篮球、足球自愿结合组队，像游泳、跑步都是个人报名。当我们的内动力被唤起，我们开始为自己奔跑，不管有没有人喝彩。”陈思捷说。（本报记者 高靓 李曜明）

李希贵校长教育感言

　　□真正的教育需要面对真实的学生。

　　□只有让教师从“警察队伍”退役，才能发现真实的学生。

　　□如果校园里也缺少自由的氛围，我们就难以培养出适应民主社会的公民。

　　□一旦放手，校园里教育机会随处可见，而管理的缰绳一旦勒紧，教育便无从下手。

　　□我们太看重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什么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什么。

　　□即便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选择也往往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愉悦。

　　□在可能的情况下和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将解决问题的机会留给学生。

　　□校园里的师生平等绝不是喊出来的，必须靠一件一件小事把平等做出来。

　　□改善师生关系的主导力在教师，判定方却在学生。

　　□学生的成长，才能称为教师的业绩。

　　□精确的分数不一定是正确的评价。

　　□评价的目的是促进被评价者的进步。

　　□聘任是最好的评价。

　　□管理者应该尽可能多地捕捉运用非正式表扬的机会。

　　□必须用改革的思路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真正的特色学校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富有个性，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成长之路。

　　《中国教育报》2014年4月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