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一位19岁的水兵目睹这接收和转让仪式，喟叹道：“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这位年轻人从此走上教育之路，用一生的心血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造就新人才”。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张伯苓先生。

    南开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解释说：“‘公’的意思，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能’的意思，就是对于身体的锻炼与知识的培植。”该校训大致涵盖了张伯苓所倡导的“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的内容，如用他的另一句话加以概括，即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造就“允公允能”的人才

    由于丧权辱国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然而，也许当年威海卫升降旗一幕的刺激太深刻了，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比其他教育家都更加强烈与执着。

    张伯苓曾经认为，中国的积弱积贫，根源在于“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今后南开的使命》），后来他发现，“中国至深之病”，不是个人能力不足，而在中国人的自私心太重，“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太少，揩油的人太多”，人各为己，缺乏合作精神，所以“人民虽众，只是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因此，张伯苓在1918年提出，必须及早对少年的“团结力”给予切实的训练和培育。他对南开的家长们说：孩子到学校不仅为了念书，而是“当学生活之方，当学共同生活”。1929年，张伯苓到美国进行社会考察，对中国的“贫与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归国后在《中国的富强之路》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中国人既是弱，但是能联合还好，可是还是四分五裂、自私自利，合作的精神丝毫没有。这是中国人的大病，治这种病必须在学校做起，我们要练习团结，练习合作。”

    诚然，只有“公”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它充其量停留在口头上，无法付诸实践，因此还需要具备各种实际的“能”力。“公”是德性方面的修养，“能”是知性方面的修养，两者相兼相济，缺一不可。

    为达成“公能”的教育，张伯苓对学生采取五项训练方针：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队组织（包括组织学术研究、讲演、出版、新剧、音乐研究会、体育竞赛、学生社团等），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其中，在我看来，最值得肯定的是体育竞赛和新剧。

    对于体育，张伯苓可谓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在《基督教与爱国》演讲中，张伯苓自述当年在北洋水师学校期间，在刘公岛见过两个士兵，一英国人，一中国人，英兵身体魁梧，穿戴严整，中国兵则衣着破烂，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鲜明的对照，让张伯苓深感羞耻又痛心。后来又在1932年的奥运会期间看到，欧美各国体育固然不必说，连日本小国也跃跃欲试，有信心夺得几枚金牌，相比之下，中国最有把握的项目——足球——竟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为此，自建校起，张伯苓特别重视体育一项，且做得卓有成效。

    张伯苓对体育还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于技术之专长，更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弘扬体育道德和运动精神。又认为体育运动不应局限于竞赛，也不是少部分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当作“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常常练习”，“普遍于全社会，使它有社会性”。

    新剧是南开美育教育和人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张伯苓提出的“三育”（德智体）中没有包括美育，但在办学实践中，却十分关注。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演讲中就提到：“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也。……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可见，张伯苓是用新剧来为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扮演不同角色做准备的。在张伯苓和他胞弟张彭春的推动下，南开的新剧活动在民国众多学校中独树一帜，成绩显著。曹禺的成功便是其中一例。

    此外，在对学生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张伯苓强调教师的人格感化作用。他在一次教师会餐讲话时说：“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话虽简短，却说出了教育的真谛。从民国时期南开那一批名师和众多杰出的学生身上，我们触摸到了这种人格感化的力量。

    养成具有“自动力”的人

    张伯苓很早就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动”意识和能力。1916年1月，他在一次例行的修身讲演中提出了南开学校教育的宗旨：“造就将来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在一次跟外校参观人员交流时，他打比方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唱歌时往往要配合手足动作，而老师不过略一指点而已，聪明的小朋友立能领悟，懂得模仿。因此，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惟在引导学生之自动力而已”——老师倡导，高年级学生做榜样，新学生仿效，并不需要老师对学生一个个加以耳提面命。

    学校还通过其他“不言之教”的途径，让学生达到“自动自觉”的目的。

    其一，悬挂镜箴。受社会风气影响，当时学生普遍精神颓废，个人习惯差，为了矫正此不良现象，学校严厉禁止饮酒、赌博、冶游、吸烟等行为，一旦违犯，即令退学。此外，学校在校门一侧，悬挂一面大镜子，镜旁有“镜箴”，写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每日进出校门，抬头看到这容止格言，就知道有所儆戒，久而久之，内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

    其二，发明“立志改过签”。南开学校里，学生触犯校规，最早是给予“悬牌记过”处理。后来觉得这种公布学生姓名的做法欠妥，就改为把犯规学生的姓名仅公布于学校预备室里。再后来，发现这种单纯记过的办法，除了惩罚，并没有给犯规学生自新改悔的机会，于是，在1916年又放弃“记过法”，改为“改过法”。具体是：凡学生犯过，先由管理员批评教育，如有认错并立志痛改的，就发给他一根竹签，叫“立志改过签”，让犯过学生随身携带，坐卧不离，用来提醒鞭策自己。等学生确实改过了，就收回竹签。张伯苓以为，学校对于犯过的学生，不能像警察对待盗贼，而要像医生对待病人，应该采用新的疗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张伯苓这种让犯错学生带签改过自新、直至“身边虽无竹签，愿各置一竹签于脑中，力改前过”的做法，就是要使学生真正做到“自动自觉”。这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方式。

    学校有了这教育宗旨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学生虽众多，但在张伯苓眼里，教学和管理并不难。不仅如此，1929年左右，各地学校风潮不断，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也发生过两次，但两次风潮全是学生自己引起，随即学生觉察出自己行为的错误，立刻给予补救改正。学生这种自我发动又自我反省和修复的行为，张伯苓不无得意地称之为“自觉自治精神”。

    遗憾的是，近百年过去了，今天的大学，尤其中小学，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依然是保姆型的，除了过度的爱护，便是过严的控制。如此教育，离张伯苓提倡的“自动力”，不能不说有些远了。

    培育放眼世界的新人

    张伯苓每次外出考察或募捐后回校，总把一些见闻和感想在修身班或其他场合跟师生们交流。作为一校之长，他本身就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希望南开的学子们也同样成为开放的人，“抬起头来观察世界大势，低下头去脚踏实地地工作”（《提倡课外学术观摩活动》）。

    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文中，张伯苓写道：“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政治常识，了然于世界大势，对于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问题，尤当实地研究。”他把后者视为“南开重大的使命”。

    张伯苓认为，学生的最大缺点是除获取书本知识外，不了解社会真正情况，因此一旦进入社会，便感到与社会隔阂，束手无策。而要解决这弊端，最合适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直接跟社会接近，即开展多样化的课外活动。1926年暑假后学校成立了以调查社会为主的新组织。该调查组织分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三部分进行，各部分侧重点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等）；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

    这个新组织“以调查或视察天津各界问题为其总纲目”，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当时，南开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梁吉生：《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此外，学校还成立东北研究会、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等。这些研究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研究会的工作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开展第二课堂的活动中，学校还随时引进时事话题，供学生演讲和辩论。比如，在抗战期间，学生们辩论的话题有：“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甚至在珍珠港爆发前夕，还讨论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这些极其接地气的话题，打通了学生与社会的阻隔，培养了他们放眼看世界的意识。

    张伯苓始终坚信，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改革个人，唯一办法在于教育。但教育的范围又绝不能局限在书本教育、知识教育，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以期“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而能自治治人，通力合作之一般人才”。今天，我们重温先生这些教育话语，依然感到如此鲜活，又富有力量。